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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文化时期的钱玄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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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钱玄同》作者、湖州师范学院教授余连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
□ 本报记者 逄春阶 卢昱
“人到40就该死,不死也该枪毙。”100年前,钱玄同偏激地宣告。在他快满40岁时,朋友们纷纷写出讣闻、挽联、挽诗,说他已届枪毙的年龄,准备在《语丝》上发刊一期《钱玄同先生成仁专号》,后来因故未刊行。值得一提的是,胡适也特意作了首《亡友钱玄同先生成仁周年纪念歌》,其中有两句,“该死的钱玄同,怎会至今未死”。在钱玄同诞辰130周年之际,本报记者来到钱玄同故乡湖州拜谒其祖居地,并先后采访了周维强、余连祥两位钱玄同研究专家。
6月21日,夏至。下午4时,浙江省湖州市作协文学院副院长沈文泉驾车拉着我们去寻找钱玄同的祖居地——鲍山村。村民七嘴八舌地指认着一栋老房子,但都拿不出足够的证据。小村后有鲍山,前有苕溪水,确是一方宜居之地。
1937年钱玄同50岁阴历生日那天,困居北京的他在给老友周作人的信中写道:“我近来颇想添一个俗不可耐的雅号,曰鲍山病叟。鲍山者确有此山,在湖州之南门外,实为先世六世祖发祥之地,历经五世祖、高祖、曾祖,皆宅居该山,以渔田耕稼为业,逮先祖始为士而离该山而至郡城。故鲍山中至今尚有一钱家浜,先世故墓皆在该浜之中。”
彼时的钱玄同患高血压、血管硬化、神经衰弱等多种疾病,抱病遥望故乡,不过是寻找一丝心灵上的安慰。两年后钱玄同去世。
如今,我们看到两搂粗的百年樟树依然立在村头,也许这些古树还能记得钱玄同,而村民们却一点印象都没有了。雨后的小村,安安静静,一湾池塘下,卧着一方墓碑,上有“道光二十一年”字样,问村民,何时遗弃在这里的,都摇头。
有几个村民不知钱玄同,但知道大科学家钱三强。沈文泉说,“钱三强是钱玄同的儿子。”
进士的“老儿子”,摇身成了新时代的弄潮儿
“钱玄同出生在苏州,时间是1887年9月12日,农历七月二十五日的申时(下午3-5点),父亲钱振常,已经62岁,是同治进士,曾任礼部主事。历任绍兴、扬州等地书院‘山长’,当时的‘山长’,相当于现在的校长。”民国人物传记丛书《钱玄同》的作者、湖州师范学院教授余连祥说。
钱玄同觉醒与成长环境有关。一是父母早丧,父亲教他熟读传统经籍,如果父亲多活十年,钱玄同有可能成为一个旧派人物,结果,在世界观还没形成的时候,他的父母先后去世了。他成了“自由”之身。二是异母兄钱恂开明,钱恂清末历任驻日、英、法、德、俄、荷兰、意大利等国使馆参赞或公使。嫂单士厘,随钱恂出使各国,是近代中国最早走向世界的知识女性之一。这让钱玄同有了一个新的参照。三是留学日本的经历。1905年冬,钱恂出任湖北留日学生监督,钱玄同随兄赴日,进入早稻田大学师范科学习。次年,结识章太炎,成为章的崇拜者,1907年加入同盟会。
余连祥说做过统计,当年得到章太炎先生“开小灶”的入室弟子共有8位,除鲁迅、周作人、许寿裳外,尚有同住伍舍的钱均夫(家治)、另四位是朱蓬仙(名宗莱)、龚未生、钱玄同和朱希祖。章太炎给他们讲了段氏《说文解字注》,郝氏的《尔雅义疏》等,听讲时,朱希祖的笔记记得最好,谈天时,钱玄同的话最多,人称“话匣子”。钱玄同老在榻榻米上爬来爬去,鲁迅赐他雅号曰,“爬来爬去,简称‘爬翁’。”授课毕,他们7个人散去后,钱玄同跟章太炎似乎有说不完的话,继续谈,谈得晚了,干脆留宿在章太炎处。
余连祥说,钱玄同最早是“反清复古”,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或者叫“复古革命”。他1904年4月25日就剪掉辫子。有时出门不方便,只得戴上个假辫子。钱玄同名之曰“假尾”。
钱玄同做事好走极端。“1908年冬,光绪皇帝、慈禧太后相继去世,日本房东悲悲戚戚地端出素菜来,钱玄同很不解,房东又挂着一副悲哀的脸色说:‘因为贵国的皇帝、皇太后崩御了,这是贵国的哀日,所以……’房东的话还没说完,他已把那些素菜碗碟一一摔破,气愤地说:‘这是对我的侮辱,是可忍孰不可忍!’他快步走上街头,本想到中国人开的饭店,大吃一顿,没想到这些饭店的中国老板,竟如丧考妣,统统关门志哀。无奈之下,他只得买了冷猪肉和冷牛肉罐头,和着已经冷却的饭菜,胡乱吃了一顿‘三冷席’。”余连祥说,“当我翻看着这些历史故事的时候,觉得钱玄同认真得可爱。”
“十分话只需说到八分,而玄同则必说到十二分”
现供职浙江教育报刊总社的周维强先生,用两年多的时间写出了《扫雪斋主人:钱玄同传》。在杭州,周维强先生对记者谈到钱玄同与刘半农策划的“双簧戏”,他分析道:“陈独秀、胡适、钱玄同这些新文化先驱,以《新青年》杂志等为基地,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传播新文化,新思想。但是,他们的对立面,没有像模像样地出来正面与代表新文化的力量交过一回手。其情形也许正如鲁迅后来在散文诗《野草·这样的战士》里所说的,他进入的战阵是‘无物之阵’。正在生长中的新的力量,他们需要对立者出来交锋,在正面的交锋中,新思想才能争取到更多人的同情,从而有可能把思想推广到全社会……所以1918年3月15日的《新青年》第4卷第3号发表的署名‘王敬轩’的写给《新青年》杂志编辑部的信《文学革命之反响》,可以看作是确立了一个可以正面交锋的‘靶子’。”
对于钱玄同和刘半农合演的这出“双簧戏”,《新青年》同人里,也有人持不同的看法。胡适就表示过不满,认为这种方式有些“轻薄”。但鲁迅是支持的。他说:“矫枉不忌过正,只要能够打倒敌人,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现在来看,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写的那封信,如果有不足,恐怕是故意在信里留下‘旧学’上的硬伤,不免有把对手人为地‘小丑化’的嫌疑。林纾恐怕并不是新文化的首要的革新对象,但被钱玄同刘半农硬生生地抬到了旧文化核心代表的高位,做了一回新文化的祭品。”周维强说。
余连祥道,钱玄同过头的主张还有“废除汉字”,这被陈独秀形容为“石条压驼背”的过激疗法。1918年4月15日,钱玄同在《新青年》发表《论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中说:“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鲁迅对此有精彩的点评:“这本也不过是一种文字革新,很平常的,但被不喜欢改革的中国人听见,就大不得了了,于是便放过了比较的平和的文学革命,而竭力来骂钱玄同。白话乘了这一个机会,居然减去了许多敌人,反而没有阻碍,能够流行了。”这是矫枉过正的最好阐释。鲁迅还说到钱玄同的风格,“十分话只需说到八分,而玄同则必说到十二分。”
率真的钱玄同评价鲁迅,
优点缺点各占三个
众所周知,由于钱玄同的约稿,才使鲁迅创作了他的《狂人日记》。钱玄同奋勇当先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催生了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杰出的白话短篇小说,唤醒了鲁迅沉睡着的文学写作热情。
周维强说,关于钱玄同说服鲁迅写作这件事,鲁迅《呐喊·自序》里有记录:那是1917年,钱玄同时任《新青年》编辑,正在为杂志寻找合适的撰稿人。他常到位于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劝说居于此处的周树人、周作人两兄弟投稿。
此时,周树人因对现实失望,正用抄古碑的方式消磨时光。他婉拒钱的约稿:“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金心异”(即钱玄同)对周树人说:“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周作人的回忆录也写道:“钱君从八月起,开始到会馆来访问,大抵是午后四时来,吃过晚饭,谈到十一二点钟回师大寄宿舍去。查旧日记八月中的九日,十日,廿七日来了三回,九月以后每月只来过一回。鲁迅文章中所记谈话,便是问抄碑有什么用,是什么意思,以及末了说,‘我想你可以做一点文章,’这大概是在头两回所说的。‘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灭这铁屋的希望,’这个结论承鲁迅接受了,结果是那篇《狂人日记》,在《新青年》次年四月号发表,它的创作时期当在那年初春了。”
读钱玄同,感觉他就是个率真之人。这是周维强的最深感受。
这从他对鲁迅的态度上可以看出来,钱玄同与鲁迅后来一度交恶,但鲁迅去世后,钱玄同写了《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优点缺点各占三个:“(1)他治学最为谨严,无论校勘古书或翻译外籍,都以求真为职志……这种精神,极可钦佩,青年们是应该效法他的。(2)……豫才治学,只是他自己的兴趣,绝无好名之心……所以他辑校著译的书,都很精善,从无粗制滥造的。这种‘闇修’的精神,也是青年们所应该效法的。(3)他读史与观世,有极犀利的眼光,能抉发中国社会的痼疾,如《狂人日记》、《阿Q正传》、《药》等小说及《新青年》中他的《随感录》所描写所论述的皆是,这种文章,如良医开脉案,作对症发药之根据,于改革社会是有极大的用处的。”也说了鲁迅的弱点:“(1)多疑。他往往听了人家几句不经意的话,以为是有恶意的,甚而至于是要陷害他的,于是动了不必动的感情。(2)轻信。他又往往听了人家几句不诚意的好听话,遂认为同志,后来发觉对方的欺诈,于是决裂而至大骂。(3)迁怒。譬如说,他本善甲而恶乙,但因甲与乙善,遂迁怒于甲而并恶之。”
“评人论事,不挟私见,力求公允,钱玄同做到了。”周维强说,“1917年7月,他在《新青年》上看到胡适的白话诗,便给予充分肯定,同时,又批评胡适的几首新诗,还没完全摆脱旧文学的拘束,胡适认为‘此等诤言,最不易得’。”
“创编白话的国语教科书；创修注音字母注定《国音字典》”,钱先生是“健将”
钱玄同在语言学上的贡献,对汉语言发展的影响,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中国的现代语言学史著述里都有论述。周维强道:“我想说的是,我们今天还在享受着钱玄同及其同代人开其先而数代人努力出来的文化成果:使用白话文,使用新式标点符号,使用简化汉字……”
钱玄同先生1917-1918年间,做了两件事。一是参与创编白话的国语教科书,1917年他加入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1918年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丽泽楼上,召开国语教科书的编辑会议,与会者公推钱玄同担任编辑主任,于是有了后来的国语教科书的编纂。二是审定《国音字典》。《国音字典》是吴稚晖编的,教育部委托陈颂平(懋治)邀集钱玄同、黎锦熙等审查吴稚晖编的《国音字典》。黎锦熙说,审查过程中,主要是钱玄同和吴稚晖在辩论,钱玄同虽然觉得有些字音规定得太俗而不合于古,但他到底还是极肯降心以从,不执己见。所以《国音字典》得以顺利而迅速地通过。黎锦熙先生后来说,“创编白话的国语教科书,创修注音字母注定《国音字典》”,钱先生是“健将”。
余连祥教授说:“钱玄同还作了大量的开创性贡献。比如,他是‘左行横排’的首创者。1917年5月1日《新青年》第3卷第3号上,钱玄同发表了《与陈独秀讨论译音及其书写问题》一文。在该文的末尾,他谈到了图书文字的书写(即排印)格式问题:‘我固绝对主张汉文须改用左行横迤,如西文写法也。人目系左右相并,而非上下相重,试立室中,横视左右,甚为省力,若纵视上下,则一仰一俯,颇为费力。以此例彼,知看横行较易于直行。且右手写字,必自左至右,均无论汉文西文,一字笔势,罕有自右至左者,然则汉文右行,其法实拙。若从西文写法,自左至右横迤而出,则无一不便。我极希望今后新教科书从小学起,一律改用横写,不必专限于算学、理化、唱歌教本也……’在此文发表之前,除中国留美学生主办的《科学杂志》和当时教育部出版的《现象丛报》由于登载自然科学文章、常常使用算式表谱而取横排格式之外,其余的书刊则都是清一色的竖排格式。”
学校规定一定要期考,
但钱玄同考却不阅卷
钱先生在北师大教书二十年,周维强是北师大毕业的学生。他坦诚地说:“阅读钱玄同先生,我感到一种亲切。我写这册传记,也想试着通过写钱玄同先生而回溯北师大的一些传统或者说是民国文化教育的一些传统。”
周维强说,自己在北师大求学时,就听到钱先生在北师大留下的好多美谈。比如,钱玄同上课主张学生来去自由,点名只是象征性的。钱先生每次上课时,从不看一眼究竟学生有无缺席,用笔在点名本上一竖到底,算是学生全到了。钱先生平时上课认真,期末考试却轻描淡写。学校规定一定要期考,但钱先生考却不阅卷。
钱玄同的学生、著名学者张中行说,“后来才知道,期考而不阅卷,是钱先生特有的作风,学校也就只好以特例应对,刻个及格二字的木戳,一份考卷封面盖一个,只要曾答就及格。”
钱先生的学生徐铸成的回忆更有意思:“每学期批定成绩时,他是按照点名册的先后,六十分,六十一分以此类推。如果选这一课程的学生是四十人,最后一个就得一百分,四十人以上呢?就重新从六十分开始。”
“三纲者,三条麻绳也,
缠在我们的头上”
周维强说:“钱玄同身上新旧东西都有,对长辈,他都一丝不苟按旧礼仪对待。比如,对待年龄长他三十多岁的大哥,那是言听计从,尊敬有加。对待年轻人,全是用开明的方式。他向章太炎介绍学生魏建功,称是‘北平大学的同事’,而不说‘小门生’。凡是大学里的学生,他一概称先生；等相处熟了,又改称兄。钱先生完全适用这样的评价:新文化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新思想的师表。”
钱玄同的老同事黎锦熙称钱玄同为“纲常名教中的完人”,而他最为推崇的是钱玄同在夫妻一伦上的态度,钱先生的太太1924年就大病,经过几次危险,钱先生尽力医药,十年如一日。“有些朋友劝他纳妾,因为那时候法律上并无明文禁止,在他家庭环境之下又是能许可的,但他拒绝说:‘《新青年》主张一夫一妻,岂有自己打自己嘴巴之理?’他向不作狭斜游,说如此便对学生不起。他一辈子没有交过女朋友,说他自己最不喜看电影,难于奉陪,又不惯替人家拿外套……”
钱玄同生前爱讲的一段话是:“三纲者,三条麻绳也,缠在我们的头上,祖缠父,父缠子,子缠孙,代代相传,缠了二千年。新文化运动起,大呼解放,解放这头上的三条麻绳。我们以后绝对不得再把这三条麻绳缠在孩子们的头上；孩子们也永远不得再缠在下一辈孩子们的头上!”他称自己的三位公子为“世兄”。
“尊重孩子的生命,尊重孩子的权利,切勿包办孩子的事情。钱玄同在一百多年前就做到了,遗憾的是,我们现在好多家长还没做到。”周维强说。1919年,虚岁7岁的钱三强上小学了,这一年钱玄同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此等小学生,自从今年‘五四运动’以来,也颇受了一些激刺,似乎比到从前,颇添许多活泼气象。但愿以后少受他们的家庭教育,少读圣经贤传,少读那些‘文以载道’的古文,多听些博爱、互助、平等、自由的真理的演讲,尽两手之能而常事工作。如此,则庶几可为将来新中国的新人物。”
钱三强在孔德学校上学,识字从学国语和罗马字母开始,读的是“人、手、足、刀、斥”和注音字母,钱玄同给钱三强的课外读物中,期刊除了《小朋友》《儿童世界》,还有《小说月报》《创造季刊》《语丝》；旧小说如《儒林外史》《水浒》《西游记》《红楼梦》《镜花缘》《三国演义》；新小说如《呐喊》《彷徨》《鲁滨逊漂流记》《爱丽思漫游奇境记》等。这些课外读物帮助钱三强开阔了视野。
钱玄同教育孩子要认真学好外语和自然科学,参加体育运动,锻炼好身体。少年钱三强兴趣广泛,他喜欢演算数学,也喜欢画画、唱歌,他还酷爱篮球和乒乓球。钱玄同经常对儿子讲:“一个人应该有科学的头脑。对于一切事物,应该用自己的理智去分析,研求真相,判断其是非对错,然后定改革的措施。”
钱玄同虽然主张儿子接受西化教育,把他培养成物理学家,但也同时把他培养成一个重视亲情和家庭道德的人。钱玄同晚年在给钱三强的信中说,“吾家三世业儒,故料量田产及经营米盐之事非所谙悉。我才尤短,更绌于治生之道,此致近年生活日趋贫困。你有志求学,作显亲扬名荣宗耀祖之想,自是吾家之孝子顺孙。数年以后,领得学位文凭,博得一官半职,继承祖业,光大门楣,便足以上对祖先,下亦慰我老怀,娱我晚景矣……”
寥寥数语,道出一个有血有肉的中国人的普通梦想。无论是余连祥还是周维强,他们谈到自己的老乡钱玄同,都说钱先生了不起,他是个真人,不装模作样,不装腔作势,活得真实。
余连祥说,钱玄同原本不拒杯中之物,兴致高时,浮一大白,但中年之后血压骤升,不敢再学玩命酒徒刘伶。他立下《酒誓》,用红格宣纸抄写一式三份,下钤自己的别号“龟竞”的朱文方印,画上粗笨的“十”字花押。这篇《酒誓》,他自留一份底稿,抄送马衡(凡将)和周作人(苦雨)各一份。其词为:
我从中华民国二十二年七月二日起,当天发誓,绝对戒酒,即对于马凡将、周苦雨二氏,亦不敷衍矣。恐后无凭,立此存照。钱龟竞。
这就是钱玄同,一个有趣的人。
“人到40就该死,不死也该枪毙。”100年前,钱玄同偏激地宣告。在他快满40岁时,朋友们纷纷写出讣闻、挽联、挽诗,说他已届枪毙的年龄,准备在《语丝》上发刊一期《钱玄同先生成仁专号》,后来因故未刊行。值得一提的是,胡适也特意作了首《亡友钱玄同先生成仁周年纪念歌》,其中有两句,“该死的钱玄同,怎会至今未死”。在钱玄同诞辰130周年之际,本报记者来到钱玄同故乡湖州拜谒其祖居地,并先后采访了周维强、余连祥两位钱玄同研究专家。
6月21日,夏至。下午4时,浙江省湖州市作协文学院副院长沈文泉驾车拉着我们去寻找钱玄同的祖居地——鲍山村。村民七嘴八舌地指认着一栋老房子,但都拿不出足够的证据。小村后有鲍山,前有苕溪水,确是一方宜居之地。
1937年钱玄同50岁阴历生日那天,困居北京的他在给老友周作人的信中写道:“我近来颇想添一个俗不可耐的雅号,曰鲍山病叟。鲍山者确有此山,在湖州之南门外,实为先世六世祖发祥之地,历经五世祖、高祖、曾祖,皆宅居该山,以渔田耕稼为业,逮先祖始为士而离该山而至郡城。故鲍山中至今尚有一钱家浜,先世故墓皆在该浜之中。”
彼时的钱玄同患高血压、血管硬化、神经衰弱等多种疾病,抱病遥望故乡,不过是寻找一丝心灵上的安慰。两年后钱玄同去世。
如今,我们看到两搂粗的百年樟树依然立在村头,也许这些古树还能记得钱玄同,而村民们却一点印象都没有了。雨后的小村,安安静静,一湾池塘下,卧着一方墓碑,上有“道光二十一年”字样,问村民,何时遗弃在这里的,都摇头。
有几个村民不知钱玄同,但知道大科学家钱三强。沈文泉说,“钱三强是钱玄同的儿子。”
进士的“老儿子”,摇身成了新时代的弄潮儿
“钱玄同出生在苏州,时间是1887年9月12日,农历七月二十五日的申时(下午3-5点),父亲钱振常,已经62岁,是同治进士,曾任礼部主事。历任绍兴、扬州等地书院‘山长’,当时的‘山长’,相当于现在的校长。”民国人物传记丛书《钱玄同》的作者、湖州师范学院教授余连祥说。
钱玄同觉醒与成长环境有关。一是父母早丧,父亲教他熟读传统经籍,如果父亲多活十年,钱玄同有可能成为一个旧派人物,结果,在世界观还没形成的时候,他的父母先后去世了。他成了“自由”之身。二是异母兄钱恂开明,钱恂清末历任驻日、英、法、德、俄、荷兰、意大利等国使馆参赞或公使。嫂单士厘,随钱恂出使各国,是近代中国最早走向世界的知识女性之一。这让钱玄同有了一个新的参照。三是留学日本的经历。1905年冬,钱恂出任湖北留日学生监督,钱玄同随兄赴日,进入早稻田大学师范科学习。次年,结识章太炎,成为章的崇拜者,1907年加入同盟会。
余连祥说做过统计,当年得到章太炎先生“开小灶”的入室弟子共有8位,除鲁迅、周作人、许寿裳外,尚有同住伍舍的钱均夫(家治)、另四位是朱蓬仙(名宗莱)、龚未生、钱玄同和朱希祖。章太炎给他们讲了段氏《说文解字注》,郝氏的《尔雅义疏》等,听讲时,朱希祖的笔记记得最好,谈天时,钱玄同的话最多,人称“话匣子”。钱玄同老在榻榻米上爬来爬去,鲁迅赐他雅号曰,“爬来爬去,简称‘爬翁’。”授课毕,他们7个人散去后,钱玄同跟章太炎似乎有说不完的话,继续谈,谈得晚了,干脆留宿在章太炎处。
余连祥说,钱玄同最早是“反清复古”,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或者叫“复古革命”。他1904年4月25日就剪掉辫子。有时出门不方便,只得戴上个假辫子。钱玄同名之曰“假尾”。
钱玄同做事好走极端。“1908年冬,光绪皇帝、慈禧太后相继去世,日本房东悲悲戚戚地端出素菜来,钱玄同很不解,房东又挂着一副悲哀的脸色说:‘因为贵国的皇帝、皇太后崩御了,这是贵国的哀日,所以……’房东的话还没说完,他已把那些素菜碗碟一一摔破,气愤地说:‘这是对我的侮辱,是可忍孰不可忍!’他快步走上街头,本想到中国人开的饭店,大吃一顿,没想到这些饭店的中国老板,竟如丧考妣,统统关门志哀。无奈之下,他只得买了冷猪肉和冷牛肉罐头,和着已经冷却的饭菜,胡乱吃了一顿‘三冷席’。”余连祥说,“当我翻看着这些历史故事的时候,觉得钱玄同认真得可爱。”
“十分话只需说到八分,而玄同则必说到十二分”
现供职浙江教育报刊总社的周维强先生,用两年多的时间写出了《扫雪斋主人:钱玄同传》。在杭州,周维强先生对记者谈到钱玄同与刘半农策划的“双簧戏”,他分析道:“陈独秀、胡适、钱玄同这些新文化先驱,以《新青年》杂志等为基地,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传播新文化,新思想。但是,他们的对立面,没有像模像样地出来正面与代表新文化的力量交过一回手。其情形也许正如鲁迅后来在散文诗《野草·这样的战士》里所说的,他进入的战阵是‘无物之阵’。正在生长中的新的力量,他们需要对立者出来交锋,在正面的交锋中,新思想才能争取到更多人的同情,从而有可能把思想推广到全社会……所以1918年3月15日的《新青年》第4卷第3号发表的署名‘王敬轩’的写给《新青年》杂志编辑部的信《文学革命之反响》,可以看作是确立了一个可以正面交锋的‘靶子’。”
对于钱玄同和刘半农合演的这出“双簧戏”,《新青年》同人里,也有人持不同的看法。胡适就表示过不满,认为这种方式有些“轻薄”。但鲁迅是支持的。他说:“矫枉不忌过正,只要能够打倒敌人,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现在来看,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写的那封信,如果有不足,恐怕是故意在信里留下‘旧学’上的硬伤,不免有把对手人为地‘小丑化’的嫌疑。林纾恐怕并不是新文化的首要的革新对象,但被钱玄同刘半农硬生生地抬到了旧文化核心代表的高位,做了一回新文化的祭品。”周维强说。
余连祥道,钱玄同过头的主张还有“废除汉字”,这被陈独秀形容为“石条压驼背”的过激疗法。1918年4月15日,钱玄同在《新青年》发表《论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中说:“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鲁迅对此有精彩的点评:“这本也不过是一种文字革新,很平常的,但被不喜欢改革的中国人听见,就大不得了了,于是便放过了比较的平和的文学革命,而竭力来骂钱玄同。白话乘了这一个机会,居然减去了许多敌人,反而没有阻碍,能够流行了。”这是矫枉过正的最好阐释。鲁迅还说到钱玄同的风格,“十分话只需说到八分,而玄同则必说到十二分。”
率真的钱玄同评价鲁迅,
优点缺点各占三个
众所周知,由于钱玄同的约稿,才使鲁迅创作了他的《狂人日记》。钱玄同奋勇当先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催生了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杰出的白话短篇小说,唤醒了鲁迅沉睡着的文学写作热情。
周维强说,关于钱玄同说服鲁迅写作这件事,鲁迅《呐喊·自序》里有记录:那是1917年,钱玄同时任《新青年》编辑,正在为杂志寻找合适的撰稿人。他常到位于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劝说居于此处的周树人、周作人两兄弟投稿。
此时,周树人因对现实失望,正用抄古碑的方式消磨时光。他婉拒钱的约稿:“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金心异”(即钱玄同)对周树人说:“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周作人的回忆录也写道:“钱君从八月起,开始到会馆来访问,大抵是午后四时来,吃过晚饭,谈到十一二点钟回师大寄宿舍去。查旧日记八月中的九日,十日,廿七日来了三回,九月以后每月只来过一回。鲁迅文章中所记谈话,便是问抄碑有什么用,是什么意思,以及末了说,‘我想你可以做一点文章,’这大概是在头两回所说的。‘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灭这铁屋的希望,’这个结论承鲁迅接受了,结果是那篇《狂人日记》,在《新青年》次年四月号发表,它的创作时期当在那年初春了。”
读钱玄同,感觉他就是个率真之人。这是周维强的最深感受。
这从他对鲁迅的态度上可以看出来,钱玄同与鲁迅后来一度交恶,但鲁迅去世后,钱玄同写了《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优点缺点各占三个:“(1)他治学最为谨严,无论校勘古书或翻译外籍,都以求真为职志……这种精神,极可钦佩,青年们是应该效法他的。(2)……豫才治学,只是他自己的兴趣,绝无好名之心……所以他辑校著译的书,都很精善,从无粗制滥造的。这种‘闇修’的精神,也是青年们所应该效法的。(3)他读史与观世,有极犀利的眼光,能抉发中国社会的痼疾,如《狂人日记》、《阿Q正传》、《药》等小说及《新青年》中他的《随感录》所描写所论述的皆是,这种文章,如良医开脉案,作对症发药之根据,于改革社会是有极大的用处的。”也说了鲁迅的弱点:“(1)多疑。他往往听了人家几句不经意的话,以为是有恶意的,甚而至于是要陷害他的,于是动了不必动的感情。(2)轻信。他又往往听了人家几句不诚意的好听话,遂认为同志,后来发觉对方的欺诈,于是决裂而至大骂。(3)迁怒。譬如说,他本善甲而恶乙,但因甲与乙善,遂迁怒于甲而并恶之。”
“评人论事,不挟私见,力求公允,钱玄同做到了。”周维强说,“1917年7月,他在《新青年》上看到胡适的白话诗,便给予充分肯定,同时,又批评胡适的几首新诗,还没完全摆脱旧文学的拘束,胡适认为‘此等诤言,最不易得’。”
“创编白话的国语教科书；创修注音字母注定《国音字典》”,钱先生是“健将”
钱玄同在语言学上的贡献,对汉语言发展的影响,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中国的现代语言学史著述里都有论述。周维强道:“我想说的是,我们今天还在享受着钱玄同及其同代人开其先而数代人努力出来的文化成果:使用白话文,使用新式标点符号,使用简化汉字……”
钱玄同先生1917-1918年间,做了两件事。一是参与创编白话的国语教科书,1917年他加入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1918年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丽泽楼上,召开国语教科书的编辑会议,与会者公推钱玄同担任编辑主任,于是有了后来的国语教科书的编纂。二是审定《国音字典》。《国音字典》是吴稚晖编的,教育部委托陈颂平(懋治)邀集钱玄同、黎锦熙等审查吴稚晖编的《国音字典》。黎锦熙说,审查过程中,主要是钱玄同和吴稚晖在辩论,钱玄同虽然觉得有些字音规定得太俗而不合于古,但他到底还是极肯降心以从,不执己见。所以《国音字典》得以顺利而迅速地通过。黎锦熙先生后来说,“创编白话的国语教科书,创修注音字母注定《国音字典》”,钱先生是“健将”。
余连祥教授说:“钱玄同还作了大量的开创性贡献。比如,他是‘左行横排’的首创者。1917年5月1日《新青年》第3卷第3号上,钱玄同发表了《与陈独秀讨论译音及其书写问题》一文。在该文的末尾,他谈到了图书文字的书写(即排印)格式问题:‘我固绝对主张汉文须改用左行横迤,如西文写法也。人目系左右相并,而非上下相重,试立室中,横视左右,甚为省力,若纵视上下,则一仰一俯,颇为费力。以此例彼,知看横行较易于直行。且右手写字,必自左至右,均无论汉文西文,一字笔势,罕有自右至左者,然则汉文右行,其法实拙。若从西文写法,自左至右横迤而出,则无一不便。我极希望今后新教科书从小学起,一律改用横写,不必专限于算学、理化、唱歌教本也……’在此文发表之前,除中国留美学生主办的《科学杂志》和当时教育部出版的《现象丛报》由于登载自然科学文章、常常使用算式表谱而取横排格式之外,其余的书刊则都是清一色的竖排格式。”
学校规定一定要期考,
但钱玄同考却不阅卷
钱先生在北师大教书二十年,周维强是北师大毕业的学生。他坦诚地说:“阅读钱玄同先生,我感到一种亲切。我写这册传记,也想试着通过写钱玄同先生而回溯北师大的一些传统或者说是民国文化教育的一些传统。”
周维强说,自己在北师大求学时,就听到钱先生在北师大留下的好多美谈。比如,钱玄同上课主张学生来去自由,点名只是象征性的。钱先生每次上课时,从不看一眼究竟学生有无缺席,用笔在点名本上一竖到底,算是学生全到了。钱先生平时上课认真,期末考试却轻描淡写。学校规定一定要期考,但钱先生考却不阅卷。
钱玄同的学生、著名学者张中行说,“后来才知道,期考而不阅卷,是钱先生特有的作风,学校也就只好以特例应对,刻个及格二字的木戳,一份考卷封面盖一个,只要曾答就及格。”
钱先生的学生徐铸成的回忆更有意思:“每学期批定成绩时,他是按照点名册的先后,六十分,六十一分以此类推。如果选这一课程的学生是四十人,最后一个就得一百分,四十人以上呢?就重新从六十分开始。”
“三纲者,三条麻绳也,
缠在我们的头上”
周维强说:“钱玄同身上新旧东西都有,对长辈,他都一丝不苟按旧礼仪对待。比如,对待年龄长他三十多岁的大哥,那是言听计从,尊敬有加。对待年轻人,全是用开明的方式。他向章太炎介绍学生魏建功,称是‘北平大学的同事’,而不说‘小门生’。凡是大学里的学生,他一概称先生；等相处熟了,又改称兄。钱先生完全适用这样的评价:新文化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新思想的师表。”
钱玄同的老同事黎锦熙称钱玄同为“纲常名教中的完人”,而他最为推崇的是钱玄同在夫妻一伦上的态度,钱先生的太太1924年就大病,经过几次危险,钱先生尽力医药,十年如一日。“有些朋友劝他纳妾,因为那时候法律上并无明文禁止,在他家庭环境之下又是能许可的,但他拒绝说:‘《新青年》主张一夫一妻,岂有自己打自己嘴巴之理?’他向不作狭斜游,说如此便对学生不起。他一辈子没有交过女朋友,说他自己最不喜看电影,难于奉陪,又不惯替人家拿外套……”
钱玄同生前爱讲的一段话是:“三纲者,三条麻绳也,缠在我们的头上,祖缠父,父缠子,子缠孙,代代相传,缠了二千年。新文化运动起,大呼解放,解放这头上的三条麻绳。我们以后绝对不得再把这三条麻绳缠在孩子们的头上；孩子们也永远不得再缠在下一辈孩子们的头上!”他称自己的三位公子为“世兄”。
“尊重孩子的生命,尊重孩子的权利,切勿包办孩子的事情。钱玄同在一百多年前就做到了,遗憾的是,我们现在好多家长还没做到。”周维强说。1919年,虚岁7岁的钱三强上小学了,这一年钱玄同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此等小学生,自从今年‘五四运动’以来,也颇受了一些激刺,似乎比到从前,颇添许多活泼气象。但愿以后少受他们的家庭教育,少读圣经贤传,少读那些‘文以载道’的古文,多听些博爱、互助、平等、自由的真理的演讲,尽两手之能而常事工作。如此,则庶几可为将来新中国的新人物。”
钱三强在孔德学校上学,识字从学国语和罗马字母开始,读的是“人、手、足、刀、斥”和注音字母,钱玄同给钱三强的课外读物中,期刊除了《小朋友》《儿童世界》,还有《小说月报》《创造季刊》《语丝》；旧小说如《儒林外史》《水浒》《西游记》《红楼梦》《镜花缘》《三国演义》；新小说如《呐喊》《彷徨》《鲁滨逊漂流记》《爱丽思漫游奇境记》等。这些课外读物帮助钱三强开阔了视野。
钱玄同教育孩子要认真学好外语和自然科学,参加体育运动,锻炼好身体。少年钱三强兴趣广泛,他喜欢演算数学,也喜欢画画、唱歌,他还酷爱篮球和乒乓球。钱玄同经常对儿子讲:“一个人应该有科学的头脑。对于一切事物,应该用自己的理智去分析,研求真相,判断其是非对错,然后定改革的措施。”
钱玄同虽然主张儿子接受西化教育,把他培养成物理学家,但也同时把他培养成一个重视亲情和家庭道德的人。钱玄同晚年在给钱三强的信中说,“吾家三世业儒,故料量田产及经营米盐之事非所谙悉。我才尤短,更绌于治生之道,此致近年生活日趋贫困。你有志求学,作显亲扬名荣宗耀祖之想,自是吾家之孝子顺孙。数年以后,领得学位文凭,博得一官半职,继承祖业,光大门楣,便足以上对祖先,下亦慰我老怀,娱我晚景矣……”
寥寥数语,道出一个有血有肉的中国人的普通梦想。无论是余连祥还是周维强,他们谈到自己的老乡钱玄同,都说钱先生了不起,他是个真人,不装模作样,不装腔作势,活得真实。
余连祥说,钱玄同原本不拒杯中之物,兴致高时,浮一大白,但中年之后血压骤升,不敢再学玩命酒徒刘伶。他立下《酒誓》,用红格宣纸抄写一式三份,下钤自己的别号“龟竞”的朱文方印,画上粗笨的“十”字花押。这篇《酒誓》,他自留一份底稿,抄送马衡(凡将)和周作人(苦雨)各一份。其词为:
我从中华民国二十二年七月二日起,当天发誓,绝对戒酒,即对于马凡将、周苦雨二氏,亦不敷衍矣。恐后无凭,立此存照。钱龟竞。
这就是钱玄同,一个有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