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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四十九岁得子海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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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李新宇与周海婴(右)。(资料片) |
■ 新文学先锋·纪念文学革命100周年
在三味书屋,游客伸长脖子争看鲁迅年少时刻在桌子上的“早”字……鲁迅“用小跑步走完他的毕生”,直到去世的前一天,他还在写《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这正是“早”的毕生实践……
明明知道,咸亨酒店,已不是孔乙己进出的酒店,不过是利用了鲁迅的招牌。但是,我们还是在傍晚的微雨中走了进去,也站着点黄酒、点茴香豆。那一刻,酒店门口的孔乙己塑像,正在淅沥的雨丝中站立着,笑容可掬。
一百年前,孔乙己对柜里说,“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便排出九文大钱。天色将黑,阿Q睡眼蒙眬地在酒店门前出现了,他走近柜台,从腰间伸出手来,满把是银的和铜的,往柜上一扔说,“现钱!打酒来!”穿的是新夹袄,看去腰间还挂着一个大褡裢,沉甸甸地将裤带坠成了很弯很弯的弧线。
而今,手机掏出来,微信扫一扫,完事,虽然不如“排出九文大钱”“满把是银的和铜的”那样有视觉冲击力和音响效果,却是便捷。我们慢慢地喝,品着茴香豆的滋味。孔乙己、阿Q不知道,鲁迅不知道,这是丁酉年初夏,我们来到了鲁迅故乡——绍兴。
做了一回孔乙己
孙伏园是鲁迅的学生,跟随鲁迅二十多年,他曾问过鲁迅先生,在所做的短篇小说中,最喜欢哪一篇?鲁迅回答是《孔乙己》。
我们坐在咸亨酒店里,一边喝着老酒、品着茴香豆、臭豆腐,一边了解了《孔乙己》小说背后的一段公案。
1919年2月17日至18日,守旧文人林琴南在上海的《新申报》上发表文言小说《荆生》,讲的是三个新派人物田美(喻陈独秀)、金心异(喻钱玄同)、狄莫(喻胡适),被“伟丈夫”荆生痛打的故事。这是一篇人身攻击的影射小说。
鲁迅的《孔乙己》,恰恰在《荆生》发表两个月之后,刊发在《新青年》上。鲁迅在《孔乙己》附记中说:“这一篇很拙的小说,还是去年冬天做成的。那时的意思,单在描写社会上的或一种生活,请读者看看,并没有别的深意。但用活字排印了发表,却已在这时候,——便是忽然有人用了小说盛行人身攻击的时候。大抵著者走入暗路,每每能引读者的思想跟他堕落:以为小说是一种泼秽水的器具,里面糟蹋的是谁,这实在是一件极可叹可怜的事。所以我在此声明,免得发生猜度,害了读者的人格。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六日记。”鲁迅这篇小说中的孔乙己,举重若轻地讽刺了林琴南等旧派人物。
随着时间的流逝,孔乙己超越了新旧纷争的恩怨,成为一个活生生的形象,连同他出入的咸亨酒店。
绍兴本地人告诉我们,咸亨酒店有两个,一个是老的,小一点,一个是新的,大一点,五星级。还是要到老一点的咸亨酒店好。这老一点的咸亨酒店,也不是鲁迅当年写的那一家,那一家是鲁迅的一个远房本家周仲翔开的,他是一个秀才。店主从《易经·坤卦》之《彖传》“含弘广大,品物咸亨”句中,取“咸亨”两字为店名,寓意酒店生意兴隆,万事亨通。周作人在《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中专门谈到咸亨酒店,“这是一个小酒店,却有双间店面,坐南朝北,正对着鲁迅故家新台门的大门。这是周家的几个人所开设,请了一个伙计一个徒弟照管着,但是不到两年就关门了。”
1981年,是鲁迅诞辰100周年,绍兴重建起了咸亨酒店,就是所谓的“老的”咸亨酒店。
鲁迅对咸亨酒店情有独钟,除了在不足2800字的《孔乙己》中专门写了,还在《明天》《风波》里提到。咸亨酒店在鲁迅小说里,是深更半夜没有睡的“消息灵通的所在”。
关于饮酒,作家郁达夫有一段回忆:“他(鲁迅)对于烟酒等刺激品,一向是不十分讲究的；对于酒,也是同烟一样。他的量虽则并不大,但却老爱喝一点。在北平的时候,我曾和他在东安市场的一家小羊肉铺里喝过白干；到了上海之后,所喝的,大抵是黄酒了。但五加皮,白玫瑰,他也喝,啤酒,白兰地他也喝,不过总喝得不多。”
我们微醺着走出酒店,初夏的雨丝在灯光里斜飘着。撑起雨伞,凝眸回望鲁迅旧居,恍惚里,看到鲁迅皱着眉头,握着金不换,写下了“孔——乙——己”几个字。
“珠璧春光,岂容轻失”
三味书屋,没有了静谧,没有了味道,全是攒动的人头。游客伸长了脖子看鲁迅少时在桌子上刻的“早”字。
苍老的书屋后面有一亭子间,上悬匾额“自怡”,亭壁上有鲁迅老师寿镜吾父亲寿云巢亲笔题写的一首四言诗:“栽花一年,看花十日。珠璧春光,岂容轻失?彼伯兴师,煞景太烈。愿上绿章,飙霖屏绝。”虽时隔一百多年,但绝大部分字迹仍然清晰可辨。诗句主题就是珍惜大好时光,也就是鲁迅说的“早”字。
鲁迅珍惜时间,颇受业师寿镜吾影响,寿镜吾曾说:“遇枯寂无聊,但取古书看之,尽多佳趣,何必东张西望,征逐滥交。”
惜时,贯穿了鲁迅一生。他的笔名“鲁迅”,内涵之一,就是愚鲁之人赶快做的意思。
5月16日上午,我们在鲁迅北京的故居“老虎尾巴”里,看到了“望崦嵫而勿迫,恐鹈鴂之先鸣”的集句,这是鲁迅请书法家乔大壮书写的,以此自勉。上联出自屈原《离骚》:“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希望时间流逝得慢一点,以便做更多的事情；下联同出自《离骚》:“恐鹈鴂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光阴有限,惟恐岁月易逝,要做的事情不能完成。
在鲁迅看来,时间高于一切。他曾说过:“节省时间,也就是使一个人的有限的生命,更加有效,而也即等于延长了人的生命。”(《禁用和自造》)。他特别反对浪费时间,说:“时间就是性命。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门外文谈》)
鲁迅去世前,有段话说得发人深省:“从去年起,每当病后休养,躺在藤躺椅上,每不免想到体力恢复后应该动手的事情:做什么文章,翻译或印行什么书籍。想定之后,就结束道:就是这样罢——但要赶快做。这‘要赶快做’的想头,是为先前所没有的,就因为在不知不觉中,记得了自己的年龄。”(《死》)鲁迅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不管什么境遇下,始终保持昂扬的精神状态。诚如许广平所说,鲁迅“是一个终身从不复员的征人,毕生荷戈而绝不解甲的一位能征惯斗的战士”。鲁迅一生写作翻译逾千万字,直到去世的前一天还在写《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这正是“早”的毕生实践。
我们看到,三味书屋的后花园,南北长约两丈余,东西约一丈余宽,东墙脚下有一个砖砌的小花坛,花坛的北端种着一株腊梅花,南端是一丛天竹,园内还有两株桂花树。
一百多年前,鲁迅曾在那里“爬上花坛去折腊梅花,在地上或桂花树上寻蝉蜕。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苍蝇喂蚂蚁,静悄悄地没有声音”。
“仿佛此中有熟人,呼之欲出”
百草园里,紫红的桑葚熟透了,打在我们的头上。这已经不是鲁迅当年看到的桑树。
绍兴鲁迅纪念馆研究室主任顾红亚说:“百草园中,原物保存的东西只有短短的泥墙根和一个石井栏。”在泥墙的南端,即与鲁迅家后门墙角接壤处,有块刻有“梁界”两字的界碑。这是原物。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鲁迅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家里的人要将我送进书塾里去了,而且还是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书塾。也许是因为拔何首乌毁了泥墙罢,也许是因为将砖头抛到间壁的梁家去了罢,也许是因为站在石井栏上跳下来罢,……都无从知道。”我们读书时不曾去注意“也许是因为将砖头抛到间壁的梁家去了罢”这句话,而当见到“梁界”二字,陡然生出一种欣喜,体味到字缝里透出的人间真味。
我们的惊喜,也如解放前许广平来到绍兴土谷祠时的感慨吧。许广平说,站在土谷祠前,似乎在这里“我到了阿Q的所在,仿佛此中有熟人,呼之欲出”。(见《绍兴鲁迅研究》专刊创刊号)
现在挂“土谷祠”牌匾的地方,原来是穆神庙的旧址,土谷祠原址还得靠北面一点,距离鲁迅故居不到二百米。这飞檐重彩的跨街台亭有许多匾额,其中一块书为“恩沛东陶”,落款是“坊民寿怀鉴敬立”,寿怀鉴即鲁迅的老师寿镜吾先生。鲁迅故居在绍兴市城南的都昌坊口。顾红亚说,都昌坊旧名“东陶”。
进入土谷祠,一个很小的天井,两边有石凳,还有两条通向庙堂的窄窄的走廊。过了天井便是庙堂,供着土地公公和土地婆婆两尊泥像。
“阿Q没有家,住在未庄的土谷祠里。”“他飘飘然的飞了大半天,飘进土谷祠,照例应该躺下便打鼾。”“阿Q飘飘然的飞了一通,回到土谷祠,酒已经醒透了。这晚上,管祠的老头子也意外的和气,请他喝茶……”鲁迅的《阿Q正传》中,提到土谷祠若干次,土谷祠是阿Q形象的文学地标。
据《鲁迅亲友谈鲁迅》一书记载:“当年给新台门里打短工的,有阿桂、阿富等人,这些人都是没有什么固定职业的,阿桂住在塔子桥头的土谷祠里,有时要做小偷,鲁迅在绍兴执教时的有一天晚上,阿桂到新台门偷东西,鲁迅听见声音爬起来,另外有人喊:‘有贼’,阿桂立即翻墙头逃出。鲁迅推开窗子,一看说:‘你阿桂,你阿桂?’”
阿桂应是阿Q的原型之一。绍兴鲁迅纪念馆工作人员曹圣燕说,鲁迅创作小说,故乡的人和风物肯定影响了他,但不一定就是一个人。鲁迅自己都说过:“模特儿不用一个一定的人,看得多了,凑合起来的。”
拜了一个和尚为师,
法名叫“长根”
长庆寺与土谷祠挨着,旧为绍兴八大寺之一,至今香火旺盛。寺院坐西朝东,赭墙黑瓦。红色的山门上悬挂一块红底烫金的“长庆寺”匾额。
鲁迅与长庆寺的关系,有一段有趣的故事。鲁迅是周家的长子长孙,他出生的那年是闰年,生日是农历八月初三,正好与传说中的灶司菩萨同一天生日。“鲁迅出生时,胎盘已经被他撕烂,他是拽着包衣、胎盘下来的。在绍兴一带,这叫‘蓑衣包’。”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李新宇介绍说。
按旧时民间说法,这样的孩子主贵,尅星多,不好养活,因为鬼神是专门要作弄有“出息”的孩子的。鲁迅的父母先是替襁褓中的鲁迅向菩萨去“报名”,拜和尚为师父,表示他已经“出家”做了小和尚,不再是俗人家的娇儿,借神灵的庇佑,可以免遭妖魔鬼怪的侵害了。鲁迅1934年在《我的第一个师父》中说过:“我生在周氏是长男,‘物以希为贵’,父亲怕我有出息,因此养不大,不到一岁,便领到长庆寺里去,拜了一个和尚为师了。”这个和尚师父,就是当时长庆寺的住持和尚龙祖,鲁迅叫他“龙师父”。
龙师父给鲁迅取法名叫“长根”,鲁迅在《我的第一个师父》中称作“长庚”。按绍兴音读法,“根”“庚”同音,两者均有祈福增寿的意思。龙师父还给鲁迅一块铸有“三宝弟子法名长根”字样的银八卦,一件用各色橄榄形小绸片缝缀而成的“百家衣”,以及一条称为“牛绳”的东西,上挂零星小件,如历本、镜子、银筛之类。
《绍兴鲁迅研究》记载,许广平1952年11月9日来到绍兴,看到鲁迅故居摆设是空的,就在同年12月28日,托去绍兴的王冶秋将“银八卦”带到了纪念馆。
鲁迅二弟周作人在日记中也有鲁迅去长庆寺的记载。新台门周家是长庆寺的护法施主,周家的佛事亦都请长庆寺的和尚做的。如鲁迅的小姑母周康去世,她的夫家就在长庆寺做了七天七夜的水陆道场,鲁迅也去看了。
我们在绍兴鲁迅纪念馆还遇到了年逾花甲的长安大学美术教师岳大公,他在这里画鲁迅的素描。他的心愿是要写一本《鲁迅评传》,面对鲁迅,他有好多话要说。
怜子如何不丈夫?
看过上海的鲁迅故居——大陆新村9号,相信好多人会生出一些感慨,一个别样的鲁迅:“俯首甘为孺子牛”。1919年10月他写出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其中说道:“觉醒的父母,完全应该是义务的,利他的,牺牲的,很不容易做；而在中国尤其不容易做。中国觉醒的人,为想随顺长者解放幼者,便须一面清结旧账,一面开辟新路。就是开首所说的‘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自此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是一件极伟大的要紧的事,也是一件极困苦艰难的事。”
山东籍学者、鲁迅研究会理事、《传记文学》主编郝庆军认为,鲁迅选择住在大陆新村9号,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儿子周海婴。
他在迁居后的第四天(1933年4月16日)便写信给好友许寿裳说:“迁寓四日,光线较旧寓佳。”5月10日,在给许寿裳的另一封信中,再次提及新居:“新寓空气较佳,于孩子似殊有益。我们亦均安,可释念。”7月11日,鲁迅给母亲的信中也提到海婴时,表达房子对孩子的好处:“海婴是更加长大了,下巴已出在桌子之上,因为搬了房子,常在明堂里游戏,或到田野间去,所以身体也比先前好些。”11月12日在问候母亲的另一封信中,鲁迅再次提及房子和海婴:“上海天气亦已颇冷,但幸而房子朝南,所以白天尚属温暖。男及害马均安好,但男眼已渐花,看书写字,皆戴眼镜矣。海婴很好,脸已晒黑,身体亦较去年强健,且近来似较为听话,不甚无理取闹,当因年纪渐大之故。”
1929年海婴出生,鲁迅四十九岁得子,自然对孩子疼爱有加,他以“上海出生的婴儿”之意,给孩子取名“海婴”。但海婴身体一直比较弱,经常闹病,鲁迅非常操心。查《鲁迅日记》得知,1932年6月21日,海婴腹泻较甚,请日本医生坪井诊疗,确诊为菌痢,于是全家开始了为海婴治疗的漫长过程。直到7月26日,海婴的菌痢病症才算痊愈,前后共计36天的时间。此后,鲁迅看到海婴体质虚弱,多病易感,觉得一定是因为居住房屋朝北,长期得不到太阳照晒的缘故。于是,他开始另外寻找新屋。
鲁迅在1932年10月间已经下定决心迁居,并到几处房屋寻觅新寓所。11月,北平的老母亲派人发来病重电报,于是鲁迅回北平探望老母,在此期间,受到北平各高校的热情邀请,进行了著名的“北平五讲”。月底返回上海,瞿秋白夫妇避难在鲁迅家中,紧接着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成立,鲁迅参加各种集会。眼看就要过春节,中国的习俗是重大节日不迁居,于是搬家的事便延宕到1933年的春天。
直到3月21日,鲁迅才定下迁居的地点。这天的日记写道:“决定居于大陆新村,付房钱四十五两……。夜雨且雾。”二十天后,鲁迅一家迁入大陆新村。
我们看到,鲁迅故居是三层小楼,二层是鲁迅的卧室兼书房,一进门左手门边的墙上,挂着的是日本画家秋田义一《海婴生后十六日像》。1929年10月13日,海婴出生刚16天,画家特地来到家中,用画笔留下了襁褓中的海婴胖胖的小脸。
周海婴回忆,“三楼的卧室由我一直住到迁出大陆新村。卧室正面是落地窗,窗外是个宽一米长二米不足的阳台。”周海婴的床明显比鲁迅夫妇的床要大,问导游才知道,大床本来是鲁迅夫妇自己睡的,有了海婴后,他们专门请了一位保姆来照料海婴。因为海婴还小,晚上保姆陪海婴一起睡觉,为了让他俩睡得更舒服,鲁迅夫妇就将自己大床让了出来。墙上挂的海婴照片分别是他4岁和6岁时拍的。靠墙摆着海婴的书桌,上面放着他的文具盒文件夹。
朋友深为鲁迅的“溺爱”而诧异,于是鲁迅坦然写下《答客诮》:“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这个以“横眉冷对”“怒向刀丛”面目出现在人们眼前的大文豪,就这样柔软。
然而,鲁迅是个清醒者,他去世前的遗嘱,绝无半点“溺爱”:“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站在鲁迅故居门外,只见一树石榴花正火一样伸出围墙,鲜艳夺目。
“树为鲁迅墓遮掩一下”
5月10日上午8时许,我们来到上海鲁迅公园,和煦阳光洒照,晨练的人很多,但不觉得拥挤,因为公园里树多,绿树掩映出一种轻松和谐。
顺着指示牌,我们直奔鲁迅墓,映入眼帘的,首先是那两棵高大茂密的广玉兰树,叶子油汪汪的。
记得12年前,围绕这两棵树还有一场不小的争论。2005年清明前,周海婴找到上海作家赵丽宏,说鲁迅墓前的两棵广玉兰长得太茂盛了,以致不但挡住了墓碑,而且影响了周围两棵当年许广平先生亲植的松树的生长。
赵丽宏实地考察后,觉得那两棵广玉兰很美,对鲁迅墓地也起到了美化的作用。他把他的想法告诉了周海婴,周海婴说,你这样看也可以,现在是独立思考的年代,大家发表不同的看法,很好嘛。
赵文后来发表在了《新民晚报》上。该如何对待那两棵树,在市民和网络中引起了一些争论。一、那两棵树之于鲁迅之墓到底美不美?二、鲁迅墓究竟是周家说了算,还是全国人民说了算?诸如此类。
争论已经过去了,两棵树依然郁郁葱葱地立在鲁迅前面,成为鲁迅墓的一部分。看到有人在鲁迅墓前惬意地游览,有小孩子在游戏,觉得鲁迅更“亲民”了。12年后,再看作家陈村的观点,觉得很有意思:“这个墓原本有点过了,太‘威’……生命力顽强的树在为鲁迅墓遮掩一下,柔化一下……”
最朴素的方式最能体现美,树会给墓地一种“松”的气氛。借用鲁迅随笔《秋夜》开头的句式,我们可以说,在鲁迅的墓前,可以看见两株树,一株是广玉兰树,还有一株也是广玉兰树。
我们很欣赏周海婴对争论的宽容态度。各抒己见,七嘴八舌,这是鲁迅愿意看到的。 “与周海婴接触,他骨子里真有鲁迅的性格,那种倔劲,那种刚性。”李新宇回忆道。
“新的形,新的色”
我们在上海鲁迅纪念馆采访,恰逢“新的形,新的色——鲁迅书籍装帧艺术展”开展。展览主题出自鲁迅评价美术家陶元庆的话,鲁迅曾评价陶元庆画成功之原因是用了“新的形和新的色”,既非纯古典的套用,也非纯粹的借用外来的艺术手法,而是吸收了传统和西方的艺术手法,结合自身的创造力,形成了具有特色的艺术作品。
“鲁迅先生一生不仅著作颇丰,而且对书籍装帧艺术有独到见解,其中一大部分书籍装帧出于他的手笔或思路。”鲁迅纪念馆陈列部主任王晓东介绍,从图书的封面、扉页、标题、格式,到书籍的广告页,他都亲自参与并设计。
对于书籍装帧,鲁迅非常主张“留白”的设计。在鲁迅自己的作品集设计中,除了早期的《朝花夕拾》《彷徨》等书外,常常可以看到纯色的底色,配以鲁迅亲笔题字的封面设计。王晓东跟我们谈起鲁迅对装帧设计的基本要求:“天地要阔,插图要精,纸张要好”。
鲁迅翻译了大量小说和艺术类书籍,在这些书籍设计中,他常常选取国外的图画(版画)作为特殊封面的主要设计,与图书标题等构成极具现代特色的艺术作品,体现了翻译作品的特色。
“鲁迅对于书籍装帧艺术的重视和亲力亲为,带动了一批青年作家、画家、艺术家,为书籍装帧及出版作出了开创性贡献,在他之后,包括巴金在内的不少作家也都十分重视书籍装帧设计。”王晓东说。
在实物类展品中,鲁迅藏绘图工具盒、裁纸刀、刻刀、书籍装订所用通绳、书籍排版铅字、修改校样时所用的红蓝铅笔等都难得一见。此外,仅印着“周树人”三个字的鲁迅名片、《朝花夕拾》《彷徨》《呐喊》《三闲集》版税单等生活用品,亦真切反映了鲁迅的生活工作光景。
一棵顶天立地的大树
鲁迅在北京曾有过四个住所,只有这西三条21号得到了完整保留并且对外开放,成为人们感怀鲁迅的寄托。
四合院青砖灰瓦,四方质朴,1923年10月买定后,鲁迅亲自承担设计并改建,于来年5月才带着母亲鲁瑞和原配夫人朱安搬入,直到1926年南下前,一直居住在此。
5月16日上午,我们来到北京,在鲁迅故居前院,看到两棵白丁香树,这是1924年4月5日鲁迅手植的,后园的一棵黄刺梅树,也是同一天手植的。90多年过去了,它们依旧枝繁叶茂。
北屋正中,从堂屋接出去的一间,老北京人叫“老虎尾巴”,便是鲁迅的卧室兼书房,在这里诞生了杂文集《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小说集《彷徨》的大部分以及散文诗集《野草》等。
不过,旧居里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却另有其“树”——“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鲁迅在散文诗集《野草》的《秋夜》一文中这样写道,由此便有许多人来寻这两棵枣树。我们看到,鲁迅故居外倒是有两棵大枣树,故居一位中年女管理者说,它们不是鲁迅描述的枣树。
鲁迅终生与树结缘,名字里就有一个“树”字,他从日本回国之初,在杭州和绍兴当老师,曾先后带领学生去西湖周围的孤山、葛岭和北高峰,以及绍兴的禹陵一带采集植物标本,他在文章里深情地描写着百草园高大的皂荚树、腊梅花、桂花树、上野的樱花、北京绍兴会馆的老槐树……
管子说:“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
周树人,一生立志立人、树人、唤醒人。他做到了。他像一棵参天大树,至今庇荫着后人。
在三味书屋,游客伸长脖子争看鲁迅年少时刻在桌子上的“早”字……鲁迅“用小跑步走完他的毕生”,直到去世的前一天,他还在写《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这正是“早”的毕生实践……
明明知道,咸亨酒店,已不是孔乙己进出的酒店,不过是利用了鲁迅的招牌。但是,我们还是在傍晚的微雨中走了进去,也站着点黄酒、点茴香豆。那一刻,酒店门口的孔乙己塑像,正在淅沥的雨丝中站立着,笑容可掬。
一百年前,孔乙己对柜里说,“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便排出九文大钱。天色将黑,阿Q睡眼蒙眬地在酒店门前出现了,他走近柜台,从腰间伸出手来,满把是银的和铜的,往柜上一扔说,“现钱!打酒来!”穿的是新夹袄,看去腰间还挂着一个大褡裢,沉甸甸地将裤带坠成了很弯很弯的弧线。
而今,手机掏出来,微信扫一扫,完事,虽然不如“排出九文大钱”“满把是银的和铜的”那样有视觉冲击力和音响效果,却是便捷。我们慢慢地喝,品着茴香豆的滋味。孔乙己、阿Q不知道,鲁迅不知道,这是丁酉年初夏,我们来到了鲁迅故乡——绍兴。
做了一回孔乙己
孙伏园是鲁迅的学生,跟随鲁迅二十多年,他曾问过鲁迅先生,在所做的短篇小说中,最喜欢哪一篇?鲁迅回答是《孔乙己》。
我们坐在咸亨酒店里,一边喝着老酒、品着茴香豆、臭豆腐,一边了解了《孔乙己》小说背后的一段公案。
1919年2月17日至18日,守旧文人林琴南在上海的《新申报》上发表文言小说《荆生》,讲的是三个新派人物田美(喻陈独秀)、金心异(喻钱玄同)、狄莫(喻胡适),被“伟丈夫”荆生痛打的故事。这是一篇人身攻击的影射小说。
鲁迅的《孔乙己》,恰恰在《荆生》发表两个月之后,刊发在《新青年》上。鲁迅在《孔乙己》附记中说:“这一篇很拙的小说,还是去年冬天做成的。那时的意思,单在描写社会上的或一种生活,请读者看看,并没有别的深意。但用活字排印了发表,却已在这时候,——便是忽然有人用了小说盛行人身攻击的时候。大抵著者走入暗路,每每能引读者的思想跟他堕落:以为小说是一种泼秽水的器具,里面糟蹋的是谁,这实在是一件极可叹可怜的事。所以我在此声明,免得发生猜度,害了读者的人格。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六日记。”鲁迅这篇小说中的孔乙己,举重若轻地讽刺了林琴南等旧派人物。
随着时间的流逝,孔乙己超越了新旧纷争的恩怨,成为一个活生生的形象,连同他出入的咸亨酒店。
绍兴本地人告诉我们,咸亨酒店有两个,一个是老的,小一点,一个是新的,大一点,五星级。还是要到老一点的咸亨酒店好。这老一点的咸亨酒店,也不是鲁迅当年写的那一家,那一家是鲁迅的一个远房本家周仲翔开的,他是一个秀才。店主从《易经·坤卦》之《彖传》“含弘广大,品物咸亨”句中,取“咸亨”两字为店名,寓意酒店生意兴隆,万事亨通。周作人在《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中专门谈到咸亨酒店,“这是一个小酒店,却有双间店面,坐南朝北,正对着鲁迅故家新台门的大门。这是周家的几个人所开设,请了一个伙计一个徒弟照管着,但是不到两年就关门了。”
1981年,是鲁迅诞辰100周年,绍兴重建起了咸亨酒店,就是所谓的“老的”咸亨酒店。
鲁迅对咸亨酒店情有独钟,除了在不足2800字的《孔乙己》中专门写了,还在《明天》《风波》里提到。咸亨酒店在鲁迅小说里,是深更半夜没有睡的“消息灵通的所在”。
关于饮酒,作家郁达夫有一段回忆:“他(鲁迅)对于烟酒等刺激品,一向是不十分讲究的；对于酒,也是同烟一样。他的量虽则并不大,但却老爱喝一点。在北平的时候,我曾和他在东安市场的一家小羊肉铺里喝过白干；到了上海之后,所喝的,大抵是黄酒了。但五加皮,白玫瑰,他也喝,啤酒,白兰地他也喝,不过总喝得不多。”
我们微醺着走出酒店,初夏的雨丝在灯光里斜飘着。撑起雨伞,凝眸回望鲁迅旧居,恍惚里,看到鲁迅皱着眉头,握着金不换,写下了“孔——乙——己”几个字。
“珠璧春光,岂容轻失”
三味书屋,没有了静谧,没有了味道,全是攒动的人头。游客伸长了脖子看鲁迅少时在桌子上刻的“早”字。
苍老的书屋后面有一亭子间,上悬匾额“自怡”,亭壁上有鲁迅老师寿镜吾父亲寿云巢亲笔题写的一首四言诗:“栽花一年,看花十日。珠璧春光,岂容轻失?彼伯兴师,煞景太烈。愿上绿章,飙霖屏绝。”虽时隔一百多年,但绝大部分字迹仍然清晰可辨。诗句主题就是珍惜大好时光,也就是鲁迅说的“早”字。
鲁迅珍惜时间,颇受业师寿镜吾影响,寿镜吾曾说:“遇枯寂无聊,但取古书看之,尽多佳趣,何必东张西望,征逐滥交。”
惜时,贯穿了鲁迅一生。他的笔名“鲁迅”,内涵之一,就是愚鲁之人赶快做的意思。
5月16日上午,我们在鲁迅北京的故居“老虎尾巴”里,看到了“望崦嵫而勿迫,恐鹈鴂之先鸣”的集句,这是鲁迅请书法家乔大壮书写的,以此自勉。上联出自屈原《离骚》:“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希望时间流逝得慢一点,以便做更多的事情；下联同出自《离骚》:“恐鹈鴂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光阴有限,惟恐岁月易逝,要做的事情不能完成。
在鲁迅看来,时间高于一切。他曾说过:“节省时间,也就是使一个人的有限的生命,更加有效,而也即等于延长了人的生命。”(《禁用和自造》)。他特别反对浪费时间,说:“时间就是性命。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门外文谈》)
鲁迅去世前,有段话说得发人深省:“从去年起,每当病后休养,躺在藤躺椅上,每不免想到体力恢复后应该动手的事情:做什么文章,翻译或印行什么书籍。想定之后,就结束道:就是这样罢——但要赶快做。这‘要赶快做’的想头,是为先前所没有的,就因为在不知不觉中,记得了自己的年龄。”(《死》)鲁迅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不管什么境遇下,始终保持昂扬的精神状态。诚如许广平所说,鲁迅“是一个终身从不复员的征人,毕生荷戈而绝不解甲的一位能征惯斗的战士”。鲁迅一生写作翻译逾千万字,直到去世的前一天还在写《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这正是“早”的毕生实践。
我们看到,三味书屋的后花园,南北长约两丈余,东西约一丈余宽,东墙脚下有一个砖砌的小花坛,花坛的北端种着一株腊梅花,南端是一丛天竹,园内还有两株桂花树。
一百多年前,鲁迅曾在那里“爬上花坛去折腊梅花,在地上或桂花树上寻蝉蜕。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苍蝇喂蚂蚁,静悄悄地没有声音”。
“仿佛此中有熟人,呼之欲出”
百草园里,紫红的桑葚熟透了,打在我们的头上。这已经不是鲁迅当年看到的桑树。
绍兴鲁迅纪念馆研究室主任顾红亚说:“百草园中,原物保存的东西只有短短的泥墙根和一个石井栏。”在泥墙的南端,即与鲁迅家后门墙角接壤处,有块刻有“梁界”两字的界碑。这是原物。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鲁迅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家里的人要将我送进书塾里去了,而且还是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书塾。也许是因为拔何首乌毁了泥墙罢,也许是因为将砖头抛到间壁的梁家去了罢,也许是因为站在石井栏上跳下来罢,……都无从知道。”我们读书时不曾去注意“也许是因为将砖头抛到间壁的梁家去了罢”这句话,而当见到“梁界”二字,陡然生出一种欣喜,体味到字缝里透出的人间真味。
我们的惊喜,也如解放前许广平来到绍兴土谷祠时的感慨吧。许广平说,站在土谷祠前,似乎在这里“我到了阿Q的所在,仿佛此中有熟人,呼之欲出”。(见《绍兴鲁迅研究》专刊创刊号)
现在挂“土谷祠”牌匾的地方,原来是穆神庙的旧址,土谷祠原址还得靠北面一点,距离鲁迅故居不到二百米。这飞檐重彩的跨街台亭有许多匾额,其中一块书为“恩沛东陶”,落款是“坊民寿怀鉴敬立”,寿怀鉴即鲁迅的老师寿镜吾先生。鲁迅故居在绍兴市城南的都昌坊口。顾红亚说,都昌坊旧名“东陶”。
进入土谷祠,一个很小的天井,两边有石凳,还有两条通向庙堂的窄窄的走廊。过了天井便是庙堂,供着土地公公和土地婆婆两尊泥像。
“阿Q没有家,住在未庄的土谷祠里。”“他飘飘然的飞了大半天,飘进土谷祠,照例应该躺下便打鼾。”“阿Q飘飘然的飞了一通,回到土谷祠,酒已经醒透了。这晚上,管祠的老头子也意外的和气,请他喝茶……”鲁迅的《阿Q正传》中,提到土谷祠若干次,土谷祠是阿Q形象的文学地标。
据《鲁迅亲友谈鲁迅》一书记载:“当年给新台门里打短工的,有阿桂、阿富等人,这些人都是没有什么固定职业的,阿桂住在塔子桥头的土谷祠里,有时要做小偷,鲁迅在绍兴执教时的有一天晚上,阿桂到新台门偷东西,鲁迅听见声音爬起来,另外有人喊:‘有贼’,阿桂立即翻墙头逃出。鲁迅推开窗子,一看说:‘你阿桂,你阿桂?’”
阿桂应是阿Q的原型之一。绍兴鲁迅纪念馆工作人员曹圣燕说,鲁迅创作小说,故乡的人和风物肯定影响了他,但不一定就是一个人。鲁迅自己都说过:“模特儿不用一个一定的人,看得多了,凑合起来的。”
拜了一个和尚为师,
法名叫“长根”
长庆寺与土谷祠挨着,旧为绍兴八大寺之一,至今香火旺盛。寺院坐西朝东,赭墙黑瓦。红色的山门上悬挂一块红底烫金的“长庆寺”匾额。
鲁迅与长庆寺的关系,有一段有趣的故事。鲁迅是周家的长子长孙,他出生的那年是闰年,生日是农历八月初三,正好与传说中的灶司菩萨同一天生日。“鲁迅出生时,胎盘已经被他撕烂,他是拽着包衣、胎盘下来的。在绍兴一带,这叫‘蓑衣包’。”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李新宇介绍说。
按旧时民间说法,这样的孩子主贵,尅星多,不好养活,因为鬼神是专门要作弄有“出息”的孩子的。鲁迅的父母先是替襁褓中的鲁迅向菩萨去“报名”,拜和尚为师父,表示他已经“出家”做了小和尚,不再是俗人家的娇儿,借神灵的庇佑,可以免遭妖魔鬼怪的侵害了。鲁迅1934年在《我的第一个师父》中说过:“我生在周氏是长男,‘物以希为贵’,父亲怕我有出息,因此养不大,不到一岁,便领到长庆寺里去,拜了一个和尚为师了。”这个和尚师父,就是当时长庆寺的住持和尚龙祖,鲁迅叫他“龙师父”。
龙师父给鲁迅取法名叫“长根”,鲁迅在《我的第一个师父》中称作“长庚”。按绍兴音读法,“根”“庚”同音,两者均有祈福增寿的意思。龙师父还给鲁迅一块铸有“三宝弟子法名长根”字样的银八卦,一件用各色橄榄形小绸片缝缀而成的“百家衣”,以及一条称为“牛绳”的东西,上挂零星小件,如历本、镜子、银筛之类。
《绍兴鲁迅研究》记载,许广平1952年11月9日来到绍兴,看到鲁迅故居摆设是空的,就在同年12月28日,托去绍兴的王冶秋将“银八卦”带到了纪念馆。
鲁迅二弟周作人在日记中也有鲁迅去长庆寺的记载。新台门周家是长庆寺的护法施主,周家的佛事亦都请长庆寺的和尚做的。如鲁迅的小姑母周康去世,她的夫家就在长庆寺做了七天七夜的水陆道场,鲁迅也去看了。
我们在绍兴鲁迅纪念馆还遇到了年逾花甲的长安大学美术教师岳大公,他在这里画鲁迅的素描。他的心愿是要写一本《鲁迅评传》,面对鲁迅,他有好多话要说。
怜子如何不丈夫?
看过上海的鲁迅故居——大陆新村9号,相信好多人会生出一些感慨,一个别样的鲁迅:“俯首甘为孺子牛”。1919年10月他写出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其中说道:“觉醒的父母,完全应该是义务的,利他的,牺牲的,很不容易做；而在中国尤其不容易做。中国觉醒的人,为想随顺长者解放幼者,便须一面清结旧账,一面开辟新路。就是开首所说的‘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自此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是一件极伟大的要紧的事,也是一件极困苦艰难的事。”
山东籍学者、鲁迅研究会理事、《传记文学》主编郝庆军认为,鲁迅选择住在大陆新村9号,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儿子周海婴。
他在迁居后的第四天(1933年4月16日)便写信给好友许寿裳说:“迁寓四日,光线较旧寓佳。”5月10日,在给许寿裳的另一封信中,再次提及新居:“新寓空气较佳,于孩子似殊有益。我们亦均安,可释念。”7月11日,鲁迅给母亲的信中也提到海婴时,表达房子对孩子的好处:“海婴是更加长大了,下巴已出在桌子之上,因为搬了房子,常在明堂里游戏,或到田野间去,所以身体也比先前好些。”11月12日在问候母亲的另一封信中,鲁迅再次提及房子和海婴:“上海天气亦已颇冷,但幸而房子朝南,所以白天尚属温暖。男及害马均安好,但男眼已渐花,看书写字,皆戴眼镜矣。海婴很好,脸已晒黑,身体亦较去年强健,且近来似较为听话,不甚无理取闹,当因年纪渐大之故。”
1929年海婴出生,鲁迅四十九岁得子,自然对孩子疼爱有加,他以“上海出生的婴儿”之意,给孩子取名“海婴”。但海婴身体一直比较弱,经常闹病,鲁迅非常操心。查《鲁迅日记》得知,1932年6月21日,海婴腹泻较甚,请日本医生坪井诊疗,确诊为菌痢,于是全家开始了为海婴治疗的漫长过程。直到7月26日,海婴的菌痢病症才算痊愈,前后共计36天的时间。此后,鲁迅看到海婴体质虚弱,多病易感,觉得一定是因为居住房屋朝北,长期得不到太阳照晒的缘故。于是,他开始另外寻找新屋。
鲁迅在1932年10月间已经下定决心迁居,并到几处房屋寻觅新寓所。11月,北平的老母亲派人发来病重电报,于是鲁迅回北平探望老母,在此期间,受到北平各高校的热情邀请,进行了著名的“北平五讲”。月底返回上海,瞿秋白夫妇避难在鲁迅家中,紧接着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成立,鲁迅参加各种集会。眼看就要过春节,中国的习俗是重大节日不迁居,于是搬家的事便延宕到1933年的春天。
直到3月21日,鲁迅才定下迁居的地点。这天的日记写道:“决定居于大陆新村,付房钱四十五两……。夜雨且雾。”二十天后,鲁迅一家迁入大陆新村。
我们看到,鲁迅故居是三层小楼,二层是鲁迅的卧室兼书房,一进门左手门边的墙上,挂着的是日本画家秋田义一《海婴生后十六日像》。1929年10月13日,海婴出生刚16天,画家特地来到家中,用画笔留下了襁褓中的海婴胖胖的小脸。
周海婴回忆,“三楼的卧室由我一直住到迁出大陆新村。卧室正面是落地窗,窗外是个宽一米长二米不足的阳台。”周海婴的床明显比鲁迅夫妇的床要大,问导游才知道,大床本来是鲁迅夫妇自己睡的,有了海婴后,他们专门请了一位保姆来照料海婴。因为海婴还小,晚上保姆陪海婴一起睡觉,为了让他俩睡得更舒服,鲁迅夫妇就将自己大床让了出来。墙上挂的海婴照片分别是他4岁和6岁时拍的。靠墙摆着海婴的书桌,上面放着他的文具盒文件夹。
朋友深为鲁迅的“溺爱”而诧异,于是鲁迅坦然写下《答客诮》:“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这个以“横眉冷对”“怒向刀丛”面目出现在人们眼前的大文豪,就这样柔软。
然而,鲁迅是个清醒者,他去世前的遗嘱,绝无半点“溺爱”:“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站在鲁迅故居门外,只见一树石榴花正火一样伸出围墙,鲜艳夺目。
“树为鲁迅墓遮掩一下”
5月10日上午8时许,我们来到上海鲁迅公园,和煦阳光洒照,晨练的人很多,但不觉得拥挤,因为公园里树多,绿树掩映出一种轻松和谐。
顺着指示牌,我们直奔鲁迅墓,映入眼帘的,首先是那两棵高大茂密的广玉兰树,叶子油汪汪的。
记得12年前,围绕这两棵树还有一场不小的争论。2005年清明前,周海婴找到上海作家赵丽宏,说鲁迅墓前的两棵广玉兰长得太茂盛了,以致不但挡住了墓碑,而且影响了周围两棵当年许广平先生亲植的松树的生长。
赵丽宏实地考察后,觉得那两棵广玉兰很美,对鲁迅墓地也起到了美化的作用。他把他的想法告诉了周海婴,周海婴说,你这样看也可以,现在是独立思考的年代,大家发表不同的看法,很好嘛。
赵文后来发表在了《新民晚报》上。该如何对待那两棵树,在市民和网络中引起了一些争论。一、那两棵树之于鲁迅之墓到底美不美?二、鲁迅墓究竟是周家说了算,还是全国人民说了算?诸如此类。
争论已经过去了,两棵树依然郁郁葱葱地立在鲁迅前面,成为鲁迅墓的一部分。看到有人在鲁迅墓前惬意地游览,有小孩子在游戏,觉得鲁迅更“亲民”了。12年后,再看作家陈村的观点,觉得很有意思:“这个墓原本有点过了,太‘威’……生命力顽强的树在为鲁迅墓遮掩一下,柔化一下……”
最朴素的方式最能体现美,树会给墓地一种“松”的气氛。借用鲁迅随笔《秋夜》开头的句式,我们可以说,在鲁迅的墓前,可以看见两株树,一株是广玉兰树,还有一株也是广玉兰树。
我们很欣赏周海婴对争论的宽容态度。各抒己见,七嘴八舌,这是鲁迅愿意看到的。 “与周海婴接触,他骨子里真有鲁迅的性格,那种倔劲,那种刚性。”李新宇回忆道。
“新的形,新的色”
我们在上海鲁迅纪念馆采访,恰逢“新的形,新的色——鲁迅书籍装帧艺术展”开展。展览主题出自鲁迅评价美术家陶元庆的话,鲁迅曾评价陶元庆画成功之原因是用了“新的形和新的色”,既非纯古典的套用,也非纯粹的借用外来的艺术手法,而是吸收了传统和西方的艺术手法,结合自身的创造力,形成了具有特色的艺术作品。
“鲁迅先生一生不仅著作颇丰,而且对书籍装帧艺术有独到见解,其中一大部分书籍装帧出于他的手笔或思路。”鲁迅纪念馆陈列部主任王晓东介绍,从图书的封面、扉页、标题、格式,到书籍的广告页,他都亲自参与并设计。
对于书籍装帧,鲁迅非常主张“留白”的设计。在鲁迅自己的作品集设计中,除了早期的《朝花夕拾》《彷徨》等书外,常常可以看到纯色的底色,配以鲁迅亲笔题字的封面设计。王晓东跟我们谈起鲁迅对装帧设计的基本要求:“天地要阔,插图要精,纸张要好”。
鲁迅翻译了大量小说和艺术类书籍,在这些书籍设计中,他常常选取国外的图画(版画)作为特殊封面的主要设计,与图书标题等构成极具现代特色的艺术作品,体现了翻译作品的特色。
“鲁迅对于书籍装帧艺术的重视和亲力亲为,带动了一批青年作家、画家、艺术家,为书籍装帧及出版作出了开创性贡献,在他之后,包括巴金在内的不少作家也都十分重视书籍装帧设计。”王晓东说。
在实物类展品中,鲁迅藏绘图工具盒、裁纸刀、刻刀、书籍装订所用通绳、书籍排版铅字、修改校样时所用的红蓝铅笔等都难得一见。此外,仅印着“周树人”三个字的鲁迅名片、《朝花夕拾》《彷徨》《呐喊》《三闲集》版税单等生活用品,亦真切反映了鲁迅的生活工作光景。
一棵顶天立地的大树
鲁迅在北京曾有过四个住所,只有这西三条21号得到了完整保留并且对外开放,成为人们感怀鲁迅的寄托。
四合院青砖灰瓦,四方质朴,1923年10月买定后,鲁迅亲自承担设计并改建,于来年5月才带着母亲鲁瑞和原配夫人朱安搬入,直到1926年南下前,一直居住在此。
5月16日上午,我们来到北京,在鲁迅故居前院,看到两棵白丁香树,这是1924年4月5日鲁迅手植的,后园的一棵黄刺梅树,也是同一天手植的。90多年过去了,它们依旧枝繁叶茂。
北屋正中,从堂屋接出去的一间,老北京人叫“老虎尾巴”,便是鲁迅的卧室兼书房,在这里诞生了杂文集《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小说集《彷徨》的大部分以及散文诗集《野草》等。
不过,旧居里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却另有其“树”——“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鲁迅在散文诗集《野草》的《秋夜》一文中这样写道,由此便有许多人来寻这两棵枣树。我们看到,鲁迅故居外倒是有两棵大枣树,故居一位中年女管理者说,它们不是鲁迅描述的枣树。
鲁迅终生与树结缘,名字里就有一个“树”字,他从日本回国之初,在杭州和绍兴当老师,曾先后带领学生去西湖周围的孤山、葛岭和北高峰,以及绍兴的禹陵一带采集植物标本,他在文章里深情地描写着百草园高大的皂荚树、腊梅花、桂花树、上野的樱花、北京绍兴会馆的老槐树……
管子说:“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
周树人,一生立志立人、树人、唤醒人。他做到了。他像一棵参天大树,至今庇荫着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