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鲁迅1903年在东京弘文学院剪掉辫子后拍摄。 |
 |
本报记者在采访李新宇教授(右)。 逄春阶/摄影 |
■ 周末人物 新文学先锋·纪念文学革命100周年
1917年初,《新青年》编辑部从上海迁到北京。这一年,鲁迅与《新青年》结缘,次年春天,首次以鲁迅为笔名发表《狂人日记》。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主将,鲁迅给《新青年》送来一份厚礼。他甫一登场,便光彩夺目。反观他的思想历程,1917年,不过是他十年磨一剑的答卷,锋刃早已磨利!在寻访了绍兴、上海、北京的鲁迅故居后,5月15日下午,本报记者来到南开大学,专访了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与周海婴一起主编《鲁迅大全集》的李新宇先生。
1917年1月22日夜,旧历除夕。
在北京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内的绍兴会馆里,身为教育部佥事的鲁迅,躲开了外界的喧嚣,独坐冷室,整理旧书,抄录碑帖,殊无换岁之感。
鲁迅来北京五年了,工作繁忙,生活孤寂。青年时期激昂慷慨的热情,完全被深沉的忧郁和艰难的探索所代替了。但他的思想是愤激的……
思想的河流蕴积,任何堤坝拦挡不住。溯流而上,滴滴思想之水,皆折射着鲁迅在人生转折时的思考和执着……
“我决计要学文艺了,中国
的呆子,坏呆子,
岂是医学所能治疗的”
时光的指针拨转到1907年7月,在日本的鲁迅参加了浙江同乡会举办的追悼徐锡麟、秋瑾大会。徐锡麟于7月6日,因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被捕,于安庆门前慷慨就义；15日,秋瑾于绍兴古轩亭口壮烈牺牲。鲁迅惊悉消息后,极为愤慨。在追悼大会上,他坚决主张打电报到北京,痛斥清政府的暴行。
徐、秋两人,同是鲁迅光复会的盟友。1904年,鲁迅在仙台学医,寒假期间与东京的浙江革命机关联系,参加以蔡元培组建的“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为基础的光复会,从事革命反清活动。
“清末,一个个白面书生都成了壮士、烈士。蔡元培与陈独秀、章士钊等革命者在密室中学习制造炸药等武器,准备暗杀清廷大员。那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年代。”李新宇先生在谈及清末时,如是评价。
“那个时候,光复会曾派鲁迅回国。回国干什么?从事暗杀清廷大员的活动。鲁迅接受了,他回去想了想后,又要找领导人说,自己完全可以回国搞暗杀。可是有一个问题,希望听到领导人的回答:‘我死了,我母亲怎么办?’当时的领导人一想,还是算了,干脆不用他了,然后派秋瑾等人。”多年研究这段历史,李新宇娓娓道来。
1907年的东京,各种思潮涌动,孙中山、梁启超、章太炎等思想家在引领不同的潮流。彼时,鲁迅不过是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到日本两年以后日语过关了,他没有在东京闹腾,而是一头扎到仙台去了。他很有独立性,一开始就表现得很强。我们从思想层面看,鲁迅接受的东西比较复杂,他整体选择了革命,可是他又不是一个激烈的革命派。如果他热血沸腾回国执行暗杀,可能就不是鲁迅了。”
1907年前后,鲁迅打定主意,走文艺道路。当他从仙台回到东京后,见到同为绍兴老乡的挚友许寿裳时,告诉对方说:“我退学了。”
许寿裳很不解地问:“为什么?你不是学得正有兴趣,为什么要中断?”
“是的。”鲁迅踌躇一下,终于说:“我决计要学文艺了,中国的呆子,坏呆子,岂是医学所能治疗的?”
两人相对,苦笑。
鲁迅那时候认为,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从此,鲁迅走上了决心利用文艺唤醒人民,改造社会的新征途。“实际上他选择了一条根本不能解决吃饭问题的路,他是没有考虑自己怎样挣碗饭吃。文艺确实是一条很遥远的路。那时想让中国人醒悟过来,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人,意识到自己有价值、尊严、权利,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有人在日本问他,在中国做什么事儿最赚钱?他很认真地想了半天说,造反。可他没有选择造反,而是选择了那么虚的一条路,那么远的一条路。”李新宇分析。
多年以后,鲁迅挚友许寿裳曾经问过他,《离骚》中最爱的是哪几句?鲁迅不假思索,马上答出下面四句:“朝吾将济于白水兮,登阆风而緤马。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
高丘无女,即回望故国、茫然无同道之人的意思。这个典故,鲁迅曾反复引用。如果说,上下求索代表鲁迅精神中的一面,哀高丘之无女,则代表了另一面:明知无望,依旧锲而不舍,以无望为希望。
“人立而后凡事举”,
“必尊个性而张精神”
高丘无女,易水萧萧,鲁迅孑然独行。“如果是一个从小饿怕了、穷怕了的贫家子弟,他会这样想吗?精神上面有比较高追求的,往往都不是来自最底层的草根。草根首先考虑的是生存的问题。鲁迅家族前后的落差,从公子到社会底层的跌落,对他的精神成长来讲,受一点折磨的确不是坏事。”李新宇说,“鲁迅的那个家,给他好多正面的影响。文化这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可对孩子的成长,真是重要。我常常给学生讲,鲁迅的少年时代,他家有一种很多面的文化。他的祖辈都读圣贤书,以理学为核心。晚清那个开放的氛围,一直没影响到周家。可他家的教育又比较开放,他的视野不光是教科书。还有一种东西,对他成为文学家、思想家是有帮助的,那就是绍兴地方文化系统,从他奶奶到他母亲都信佛,还有阿长等给他讲的民间故事。一个家庭的文化不是清一色的,这对孩子没坏处。”
“什么是精神贵族,鲁迅才是真正的精神贵族。”李新宇谈道,“现在很多人不赞同鲁迅的态度,说他居高临下地看大众。他就是居高临下,他从来没把自己看作一般的芸芸众生。谁也不会奖赏他、鼓励他,他也要改造国民性,克服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愚昧。”
虽千难万险,吾往矣。“你看鲁迅在1907年前后写的那一系列文章。他太另类了。大家都在追求民主,他马上想到的是多数对少数,想到个人自由。民主是少数服从多数,可多数要是愚昧的,怎么能靠得住。大家都知道丘吉尔那句‘民主只是一个最不坏的制度’,民主好吗?确实不一定好。”李新宇介绍道。
“在鲁迅看来,如果全国老百姓都那么愚昧的话,选出来可能是一个很糟糕的总统。即使少数人很清醒,看好了一个更好的人选,可就是选不上,因为决定不了票数。110年前,鲁迅就有这样的思想。”李新宇由衷地佩服鲁迅的犀利。
“那时候,社会上大多数人跟现在一样,盯着钱,盯着物质。而鲁迅和别人不一样,他更注意精神,充分注意到个人自由的意义和价值,提出‘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如果没有强大的自我,是没有力量敢于和众人作对的。”李新宇说。
“他对大多数人不信任,因为他感觉大多数中国人是被愚弄、被牺牲的。”李新宇说,1907年,鲁迅将“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与对民主的看法结合在一起,在《文化偏至论》中提出“立人”的命题:“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
可鲁迅为自己选择的这条路,走得却很艰难。他和周作人兄弟两个人苦苦地翻译国外小说,编成《域外小说集》小书。“大为失败。第一集(印一千册)卖了半年,总算卖掉二十册。印第二集时,数量减少,只印五百本,但最后也只卖掉二十册,就此告终。总之,在那年开始,也就在那年结束,只出了薄薄的两集。于是第三册只好停版。已成的书,便都堆在上海寄售处堆货的屋子里。过了四五年,这寄售处不幸着了火,我们的书和纸版,都连同化为灰烬。我们这过去的梦幻似的无用的劳力,也就完全消失了。”1932年,鲁迅在给好友的信中,如是谈及已成为“珍本”的《域外小说集》。
“当一天和尚,钟我总要撞,而且用力地撞,认真地撞”
“工作和自己的理想追求完全一致那是很少的,如果能沾边就算极好,如果互相不排斥、不矛盾就算不错。”李新宇谈及工作与理想,古今同理。
1909年8月,因经济条件不允许,从日本归国的鲁迅,经挚友许寿裳推荐,到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初级师范部的化学课程与优级师范部的生理学课程教员。
后来,鲁迅的同事和学生评价他道:“做事常从远处着眼,可是也以认真的态度从小处下手。”“他提倡种树,别人都笑他傻；因为树要十年才长成,那些人却主张‘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鲁迅先生提起这件事时,却说,只要给我当一天和尚,钟我总要撞,而且用力地撞,认真地撞。”
1912年元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因好友许寿裳的推荐,鲁迅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八月,他又被任命为教育部佥事。
“做教育部的官员应该说跟文学沾边了。这个‘佥事’一职在鲁迅看来,倒也不算是区区,他觉得这个官不小。那时鲁迅的工作要审查戏曲、鉴定小说等,离文学又近了。那时候他还在想着自己1907年选定的路。不放弃宣传的机会。到哪里有机会演讲,就讲文学、艺术、画画,尽管有时候听众很少。”
冥冥中似乎有注定。“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没有跟随孙中山、梁启超,也没有效忠大清。他弃医从文,追随章太炎,因为章太炎的人格和学问。”
在教育部工作之余,鲁迅校《嵇康集》,研究佛经,编辑《会稽郡故书杂集》,刻《百喻经》,经常去琉璃厂搜集并研究金石拓本,研究造象及墓志拓本等等。这一切,都滋润着鲁迅对文艺的思索。
1917年5月,北京正在流行着猩红热,教育部有一位同事因此致死。不巧的是,刚到北京一个月的鲁迅二弟周作人,便患上此病,鲁迅四处求医问药。
有惊无险,周作人身体上的疾病很快过去了,但紧接着精神上却受到了一个更为强烈的刺激,这就是发生在1917年的张勋复辟。
1917年6月14日,安徽督军张勋利用黎元洪与段祺瑞的矛盾,率五千辫子兵,借调停为名进入北京。经过半个月的准备,他于7月1日撵走黎元洪,把12岁的溥仪抬出来宣布复辟,改称此年为“宣统九年”,通电全国改挂龙旗。这一倒行逆施立刻引起了各界人士的抗议。
7月3日,鲁迅冒雨前往教育部宣布辞职,以示愤慨。很快,段祺瑞率军队攻入北京,与辫子军短兵相接。7月7日,为避难鲁迅和周作人移居东城船板胡同新华旅馆。
7月12日,段祺瑞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张勋逃入荷兰公使馆,短暂的复辟丑剧就此落幕。7月16日鲁迅返回教育部工作。张勋复辟只持续了十二天,但留下的阴影却难以消散。鲁迅写于1920年10月的小说《风波》就是以这一事件为背景的。鲁迅后来说,“辫子还有一场小风波,那就是张勋的‘复辟’,一不小心,辫子是又可以种起来的。我曾见他的辫子兵在北京城外布防,对于没有辫子的人们真是气焰万丈。”
这一事件让原本消沉的鲁迅更加消沉,他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但很快鲁迅走出了消沉,开始呐喊。
“《新青年》来了。可北京有几个有准备的人?准备最充分的一个人物就是鲁迅。他是从十年前,就做准备了”
为鲁迅提供呐喊“喇叭”的人,正是“我认鲁迅为畏友,他的文章似大刀”的陈独秀。
1917年1月,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他创办的《新青年》也随之由上海迁往北京东安门箭杆胡同九号。
1915年,追随孙中山二次革命失败后的陈独秀,回到上海创办《青年》杂志。“陈独秀是很有个性的人物。那时人们谈的都是社会热点,他却独具慧眼,发现了更重要的东西。他办杂志,读者就是青年,给他们讲讲怎么做人。他不谈时政,而是给年青人讲人生道理,讲民主共和国的国体,讲国家的官员和老百姓是什么关系。”李新宇介绍道。
“实际上,直到1915年,陈独秀才意识到中国人的国民性问题。陈独秀说我们有这样的民族和国家,不能只怪袁世凯,还要怪有这样的老百姓。这个时候陈独秀和鲁迅都看到了,是老百姓自己的问题。比如说按当时的法律规定,不管犯法还是有嫌疑,已不能让人下跪、不能打板子,可阿Q被抓后,还是自己跪下来了。”李新宇解释道。
陈独秀的强烈愿望与青年杂志惨淡的发行,构成啼笑皆非的对比。搬到北京后,他非常希望《新青年》得到发展壮大,而北大等高校教师们的加入让他找到了通道。
事实上,鲁迅等待《新青年》这样的发声平台,已有十年了。周作人刚到北京,鲁迅就给了他几册。阅读之后,周作人的感觉是并无多少特色。经过张勋复辟的刺激,周作人觉得:“中国很有‘思想革命’之必要,光只是‘文学革命’实在不够,虽然表现的文体改革自然是连带的应当做到的事,不过不是主要的目的罢了。”这也是鲁迅的想法。
张勋复辟事件让陈独秀也认识到思想革命的必要性,《新青年》所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开始走向深入。
“终于有了这样的一份刊物,一看那些文章探讨的完全是他思考过的问题,他想的还要深刻,还要全面。他怎么能放过这个机会。这个历史的会合,他肯定不会放过。鲁迅走入《新青年》是必然的。”李新宇介绍道。
可当时已是37岁的鲁迅,有着自己的顾忌。“虽然很想加入《新青年》,可直接去找人家,好像不大能放得开。还在等着。”李新宇分析道。
打破僵局的是鲁迅的老同学钱玄同。
鲁迅和钱玄同,在日本留学期间皆师从章太炎。鲁迅记载下了在章太炎寓所的榻榻米上听讲的情景,以及钱玄同不禁“前席”,爬到先生面前请教的情景,以致钱玄同还得了个“爬来爬去”的雅号。
当时,已是《新青年》活跃成员的钱玄同深知鲁迅的水平和思考。“一切机会只属于有准备的人。《新青年》来了,这个是立马成名的机会。可北京有几个有准备的人?准备最充分的一个人物就是鲁迅。他是从十年前,就做准备了。这时候他必然是一拍即合。”
“从1907年开始,他一直在思考,十年磨一剑。一出手,呈现的水平最高,光彩夺目”
1917年8月,北京城最热的季节。戴圆框眼镜的钱玄同,开始频繁光临绍兴会馆的补树书屋。
鲁迅原来住在绍兴会馆内的藤花馆,但环境嘈杂。1916年5月6日,他搬进补树书屋,这个有着三间房的独院一直没有人住,相传是因为往昔院里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周作人到北京后,鲁迅将自己原先住的补树书屋偏南朝阳的一间让给弟弟,自己住到北头比较阴暗的一间。
钱玄同来补树书屋拜访的目的之一是为这份杂志约稿。他通常是午后四时到来,吃过晚饭,与鲁迅谈到十一二点才返回北师大的教工宿舍。
进屋后,老朋友自来相熟。钱玄同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在鲁迅对面坐下了。聊天的话题自然十分广泛,但中心之一便是张勋复辟,以及造成这一历史倒退的原因。
两人最重要的一段对话,后来被鲁迅记录下来。“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鲁迅抛出问题。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钱玄同的回答也颇机智。
事实上,鲁迅对自己的失望也同样抱怀疑态度。他回答说:“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
希望和路一样,走着走着就有了。鲁迅在老朋友的劝说下,终于摆脱沉默,同意“做点文章”,并且“一发而不可收”。
“鲁迅给《新青年》带来一份厚礼。”李新宇说道。1918年4月2日,鲁迅作《狂人日记》,载五月《新青年》月刊四卷五号。这是他第一次使用了“鲁迅”这个笔名。鲁迅曾对许寿裳说,使用这个笔名是因为“从前用过迅行的别号”,同时又因为“(一)母亲姓鲁,(二)周鲁是同姓之国,(三)取愚鲁而迅速之意”。
自此,《新青年》大量刊登鲁迅的作品。据统计,至1921年8月1日,他在《新青年》共发表作品54篇。“他是全力配合《新青年》的工作。在思想上,陈独秀关心的东西,他全力配合,写了大量的随感录。他看到诗坛寂寞,便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写了六首‘全然摆脱旧镣铐’的新诗。”
“对整个新文化运动来说,鲁迅是一员大将。他的小说编在一块儿,是一本不厚的小说集,可不影响他成为大作家。从1907年开始,他一直在思考,十年磨一剑。一出手,呈现的水平最高,光彩夺目。”
鲁迅文字背后,闪亮的思想也熠熠生辉。“人的生命是第一位的,其他都在其次。满足人的生命正当需求的一切行为都是最道德的行为。是否承认这一点,正是‘人的道德’与‘吃人的道德’的根本区别,也是现代道德观与传统道德观的根本区别。有人问鲁迅,青年应当有怎样的目标,他回答说:‘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在他看来,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李新宇阐释道,鲁迅的整体反传统和批判国民性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个总的解释。
“鲁迅的思想,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他作品里表现的人物,丑恶的那一面,现在的人还在表演着。鲁迅非常喜欢大家忘记他,可大家还是忘不了他。”李新宇最后说。
1917年初,《新青年》编辑部从上海迁到北京。这一年,鲁迅与《新青年》结缘,次年春天,首次以鲁迅为笔名发表《狂人日记》。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主将,鲁迅给《新青年》送来一份厚礼。他甫一登场,便光彩夺目。反观他的思想历程,1917年,不过是他十年磨一剑的答卷,锋刃早已磨利!在寻访了绍兴、上海、北京的鲁迅故居后,5月15日下午,本报记者来到南开大学,专访了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与周海婴一起主编《鲁迅大全集》的李新宇先生。
1917年1月22日夜,旧历除夕。
在北京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内的绍兴会馆里,身为教育部佥事的鲁迅,躲开了外界的喧嚣,独坐冷室,整理旧书,抄录碑帖,殊无换岁之感。
鲁迅来北京五年了,工作繁忙,生活孤寂。青年时期激昂慷慨的热情,完全被深沉的忧郁和艰难的探索所代替了。但他的思想是愤激的……
思想的河流蕴积,任何堤坝拦挡不住。溯流而上,滴滴思想之水,皆折射着鲁迅在人生转折时的思考和执着……
“我决计要学文艺了,中国
的呆子,坏呆子,
岂是医学所能治疗的”
时光的指针拨转到1907年7月,在日本的鲁迅参加了浙江同乡会举办的追悼徐锡麟、秋瑾大会。徐锡麟于7月6日,因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被捕,于安庆门前慷慨就义；15日,秋瑾于绍兴古轩亭口壮烈牺牲。鲁迅惊悉消息后,极为愤慨。在追悼大会上,他坚决主张打电报到北京,痛斥清政府的暴行。
徐、秋两人,同是鲁迅光复会的盟友。1904年,鲁迅在仙台学医,寒假期间与东京的浙江革命机关联系,参加以蔡元培组建的“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为基础的光复会,从事革命反清活动。
“清末,一个个白面书生都成了壮士、烈士。蔡元培与陈独秀、章士钊等革命者在密室中学习制造炸药等武器,准备暗杀清廷大员。那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年代。”李新宇先生在谈及清末时,如是评价。
“那个时候,光复会曾派鲁迅回国。回国干什么?从事暗杀清廷大员的活动。鲁迅接受了,他回去想了想后,又要找领导人说,自己完全可以回国搞暗杀。可是有一个问题,希望听到领导人的回答:‘我死了,我母亲怎么办?’当时的领导人一想,还是算了,干脆不用他了,然后派秋瑾等人。”多年研究这段历史,李新宇娓娓道来。
1907年的东京,各种思潮涌动,孙中山、梁启超、章太炎等思想家在引领不同的潮流。彼时,鲁迅不过是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到日本两年以后日语过关了,他没有在东京闹腾,而是一头扎到仙台去了。他很有独立性,一开始就表现得很强。我们从思想层面看,鲁迅接受的东西比较复杂,他整体选择了革命,可是他又不是一个激烈的革命派。如果他热血沸腾回国执行暗杀,可能就不是鲁迅了。”
1907年前后,鲁迅打定主意,走文艺道路。当他从仙台回到东京后,见到同为绍兴老乡的挚友许寿裳时,告诉对方说:“我退学了。”
许寿裳很不解地问:“为什么?你不是学得正有兴趣,为什么要中断?”
“是的。”鲁迅踌躇一下,终于说:“我决计要学文艺了,中国的呆子,坏呆子,岂是医学所能治疗的?”
两人相对,苦笑。
鲁迅那时候认为,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从此,鲁迅走上了决心利用文艺唤醒人民,改造社会的新征途。“实际上他选择了一条根本不能解决吃饭问题的路,他是没有考虑自己怎样挣碗饭吃。文艺确实是一条很遥远的路。那时想让中国人醒悟过来,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人,意识到自己有价值、尊严、权利,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有人在日本问他,在中国做什么事儿最赚钱?他很认真地想了半天说,造反。可他没有选择造反,而是选择了那么虚的一条路,那么远的一条路。”李新宇分析。
多年以后,鲁迅挚友许寿裳曾经问过他,《离骚》中最爱的是哪几句?鲁迅不假思索,马上答出下面四句:“朝吾将济于白水兮,登阆风而緤马。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
高丘无女,即回望故国、茫然无同道之人的意思。这个典故,鲁迅曾反复引用。如果说,上下求索代表鲁迅精神中的一面,哀高丘之无女,则代表了另一面:明知无望,依旧锲而不舍,以无望为希望。
“人立而后凡事举”,
“必尊个性而张精神”
高丘无女,易水萧萧,鲁迅孑然独行。“如果是一个从小饿怕了、穷怕了的贫家子弟,他会这样想吗?精神上面有比较高追求的,往往都不是来自最底层的草根。草根首先考虑的是生存的问题。鲁迅家族前后的落差,从公子到社会底层的跌落,对他的精神成长来讲,受一点折磨的确不是坏事。”李新宇说,“鲁迅的那个家,给他好多正面的影响。文化这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可对孩子的成长,真是重要。我常常给学生讲,鲁迅的少年时代,他家有一种很多面的文化。他的祖辈都读圣贤书,以理学为核心。晚清那个开放的氛围,一直没影响到周家。可他家的教育又比较开放,他的视野不光是教科书。还有一种东西,对他成为文学家、思想家是有帮助的,那就是绍兴地方文化系统,从他奶奶到他母亲都信佛,还有阿长等给他讲的民间故事。一个家庭的文化不是清一色的,这对孩子没坏处。”
“什么是精神贵族,鲁迅才是真正的精神贵族。”李新宇谈道,“现在很多人不赞同鲁迅的态度,说他居高临下地看大众。他就是居高临下,他从来没把自己看作一般的芸芸众生。谁也不会奖赏他、鼓励他,他也要改造国民性,克服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愚昧。”
虽千难万险,吾往矣。“你看鲁迅在1907年前后写的那一系列文章。他太另类了。大家都在追求民主,他马上想到的是多数对少数,想到个人自由。民主是少数服从多数,可多数要是愚昧的,怎么能靠得住。大家都知道丘吉尔那句‘民主只是一个最不坏的制度’,民主好吗?确实不一定好。”李新宇介绍道。
“在鲁迅看来,如果全国老百姓都那么愚昧的话,选出来可能是一个很糟糕的总统。即使少数人很清醒,看好了一个更好的人选,可就是选不上,因为决定不了票数。110年前,鲁迅就有这样的思想。”李新宇由衷地佩服鲁迅的犀利。
“那时候,社会上大多数人跟现在一样,盯着钱,盯着物质。而鲁迅和别人不一样,他更注意精神,充分注意到个人自由的意义和价值,提出‘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如果没有强大的自我,是没有力量敢于和众人作对的。”李新宇说。
“他对大多数人不信任,因为他感觉大多数中国人是被愚弄、被牺牲的。”李新宇说,1907年,鲁迅将“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与对民主的看法结合在一起,在《文化偏至论》中提出“立人”的命题:“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
可鲁迅为自己选择的这条路,走得却很艰难。他和周作人兄弟两个人苦苦地翻译国外小说,编成《域外小说集》小书。“大为失败。第一集(印一千册)卖了半年,总算卖掉二十册。印第二集时,数量减少,只印五百本,但最后也只卖掉二十册,就此告终。总之,在那年开始,也就在那年结束,只出了薄薄的两集。于是第三册只好停版。已成的书,便都堆在上海寄售处堆货的屋子里。过了四五年,这寄售处不幸着了火,我们的书和纸版,都连同化为灰烬。我们这过去的梦幻似的无用的劳力,也就完全消失了。”1932年,鲁迅在给好友的信中,如是谈及已成为“珍本”的《域外小说集》。
“当一天和尚,钟我总要撞,而且用力地撞,认真地撞”
“工作和自己的理想追求完全一致那是很少的,如果能沾边就算极好,如果互相不排斥、不矛盾就算不错。”李新宇谈及工作与理想,古今同理。
1909年8月,因经济条件不允许,从日本归国的鲁迅,经挚友许寿裳推荐,到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初级师范部的化学课程与优级师范部的生理学课程教员。
后来,鲁迅的同事和学生评价他道:“做事常从远处着眼,可是也以认真的态度从小处下手。”“他提倡种树,别人都笑他傻；因为树要十年才长成,那些人却主张‘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鲁迅先生提起这件事时,却说,只要给我当一天和尚,钟我总要撞,而且用力地撞,认真地撞。”
1912年元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因好友许寿裳的推荐,鲁迅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八月,他又被任命为教育部佥事。
“做教育部的官员应该说跟文学沾边了。这个‘佥事’一职在鲁迅看来,倒也不算是区区,他觉得这个官不小。那时鲁迅的工作要审查戏曲、鉴定小说等,离文学又近了。那时候他还在想着自己1907年选定的路。不放弃宣传的机会。到哪里有机会演讲,就讲文学、艺术、画画,尽管有时候听众很少。”
冥冥中似乎有注定。“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没有跟随孙中山、梁启超,也没有效忠大清。他弃医从文,追随章太炎,因为章太炎的人格和学问。”
在教育部工作之余,鲁迅校《嵇康集》,研究佛经,编辑《会稽郡故书杂集》,刻《百喻经》,经常去琉璃厂搜集并研究金石拓本,研究造象及墓志拓本等等。这一切,都滋润着鲁迅对文艺的思索。
1917年5月,北京正在流行着猩红热,教育部有一位同事因此致死。不巧的是,刚到北京一个月的鲁迅二弟周作人,便患上此病,鲁迅四处求医问药。
有惊无险,周作人身体上的疾病很快过去了,但紧接着精神上却受到了一个更为强烈的刺激,这就是发生在1917年的张勋复辟。
1917年6月14日,安徽督军张勋利用黎元洪与段祺瑞的矛盾,率五千辫子兵,借调停为名进入北京。经过半个月的准备,他于7月1日撵走黎元洪,把12岁的溥仪抬出来宣布复辟,改称此年为“宣统九年”,通电全国改挂龙旗。这一倒行逆施立刻引起了各界人士的抗议。
7月3日,鲁迅冒雨前往教育部宣布辞职,以示愤慨。很快,段祺瑞率军队攻入北京,与辫子军短兵相接。7月7日,为避难鲁迅和周作人移居东城船板胡同新华旅馆。
7月12日,段祺瑞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张勋逃入荷兰公使馆,短暂的复辟丑剧就此落幕。7月16日鲁迅返回教育部工作。张勋复辟只持续了十二天,但留下的阴影却难以消散。鲁迅写于1920年10月的小说《风波》就是以这一事件为背景的。鲁迅后来说,“辫子还有一场小风波,那就是张勋的‘复辟’,一不小心,辫子是又可以种起来的。我曾见他的辫子兵在北京城外布防,对于没有辫子的人们真是气焰万丈。”
这一事件让原本消沉的鲁迅更加消沉,他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但很快鲁迅走出了消沉,开始呐喊。
“《新青年》来了。可北京有几个有准备的人?准备最充分的一个人物就是鲁迅。他是从十年前,就做准备了”
为鲁迅提供呐喊“喇叭”的人,正是“我认鲁迅为畏友,他的文章似大刀”的陈独秀。
1917年1月,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他创办的《新青年》也随之由上海迁往北京东安门箭杆胡同九号。
1915年,追随孙中山二次革命失败后的陈独秀,回到上海创办《青年》杂志。“陈独秀是很有个性的人物。那时人们谈的都是社会热点,他却独具慧眼,发现了更重要的东西。他办杂志,读者就是青年,给他们讲讲怎么做人。他不谈时政,而是给年青人讲人生道理,讲民主共和国的国体,讲国家的官员和老百姓是什么关系。”李新宇介绍道。
“实际上,直到1915年,陈独秀才意识到中国人的国民性问题。陈独秀说我们有这样的民族和国家,不能只怪袁世凯,还要怪有这样的老百姓。这个时候陈独秀和鲁迅都看到了,是老百姓自己的问题。比如说按当时的法律规定,不管犯法还是有嫌疑,已不能让人下跪、不能打板子,可阿Q被抓后,还是自己跪下来了。”李新宇解释道。
陈独秀的强烈愿望与青年杂志惨淡的发行,构成啼笑皆非的对比。搬到北京后,他非常希望《新青年》得到发展壮大,而北大等高校教师们的加入让他找到了通道。
事实上,鲁迅等待《新青年》这样的发声平台,已有十年了。周作人刚到北京,鲁迅就给了他几册。阅读之后,周作人的感觉是并无多少特色。经过张勋复辟的刺激,周作人觉得:“中国很有‘思想革命’之必要,光只是‘文学革命’实在不够,虽然表现的文体改革自然是连带的应当做到的事,不过不是主要的目的罢了。”这也是鲁迅的想法。
张勋复辟事件让陈独秀也认识到思想革命的必要性,《新青年》所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开始走向深入。
“终于有了这样的一份刊物,一看那些文章探讨的完全是他思考过的问题,他想的还要深刻,还要全面。他怎么能放过这个机会。这个历史的会合,他肯定不会放过。鲁迅走入《新青年》是必然的。”李新宇介绍道。
可当时已是37岁的鲁迅,有着自己的顾忌。“虽然很想加入《新青年》,可直接去找人家,好像不大能放得开。还在等着。”李新宇分析道。
打破僵局的是鲁迅的老同学钱玄同。
鲁迅和钱玄同,在日本留学期间皆师从章太炎。鲁迅记载下了在章太炎寓所的榻榻米上听讲的情景,以及钱玄同不禁“前席”,爬到先生面前请教的情景,以致钱玄同还得了个“爬来爬去”的雅号。
当时,已是《新青年》活跃成员的钱玄同深知鲁迅的水平和思考。“一切机会只属于有准备的人。《新青年》来了,这个是立马成名的机会。可北京有几个有准备的人?准备最充分的一个人物就是鲁迅。他是从十年前,就做准备了。这时候他必然是一拍即合。”
“从1907年开始,他一直在思考,十年磨一剑。一出手,呈现的水平最高,光彩夺目”
1917年8月,北京城最热的季节。戴圆框眼镜的钱玄同,开始频繁光临绍兴会馆的补树书屋。
鲁迅原来住在绍兴会馆内的藤花馆,但环境嘈杂。1916年5月6日,他搬进补树书屋,这个有着三间房的独院一直没有人住,相传是因为往昔院里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周作人到北京后,鲁迅将自己原先住的补树书屋偏南朝阳的一间让给弟弟,自己住到北头比较阴暗的一间。
钱玄同来补树书屋拜访的目的之一是为这份杂志约稿。他通常是午后四时到来,吃过晚饭,与鲁迅谈到十一二点才返回北师大的教工宿舍。
进屋后,老朋友自来相熟。钱玄同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在鲁迅对面坐下了。聊天的话题自然十分广泛,但中心之一便是张勋复辟,以及造成这一历史倒退的原因。
两人最重要的一段对话,后来被鲁迅记录下来。“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鲁迅抛出问题。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钱玄同的回答也颇机智。
事实上,鲁迅对自己的失望也同样抱怀疑态度。他回答说:“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
希望和路一样,走着走着就有了。鲁迅在老朋友的劝说下,终于摆脱沉默,同意“做点文章”,并且“一发而不可收”。
“鲁迅给《新青年》带来一份厚礼。”李新宇说道。1918年4月2日,鲁迅作《狂人日记》,载五月《新青年》月刊四卷五号。这是他第一次使用了“鲁迅”这个笔名。鲁迅曾对许寿裳说,使用这个笔名是因为“从前用过迅行的别号”,同时又因为“(一)母亲姓鲁,(二)周鲁是同姓之国,(三)取愚鲁而迅速之意”。
自此,《新青年》大量刊登鲁迅的作品。据统计,至1921年8月1日,他在《新青年》共发表作品54篇。“他是全力配合《新青年》的工作。在思想上,陈独秀关心的东西,他全力配合,写了大量的随感录。他看到诗坛寂寞,便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写了六首‘全然摆脱旧镣铐’的新诗。”
“对整个新文化运动来说,鲁迅是一员大将。他的小说编在一块儿,是一本不厚的小说集,可不影响他成为大作家。从1907年开始,他一直在思考,十年磨一剑。一出手,呈现的水平最高,光彩夺目。”
鲁迅文字背后,闪亮的思想也熠熠生辉。“人的生命是第一位的,其他都在其次。满足人的生命正当需求的一切行为都是最道德的行为。是否承认这一点,正是‘人的道德’与‘吃人的道德’的根本区别,也是现代道德观与传统道德观的根本区别。有人问鲁迅,青年应当有怎样的目标,他回答说:‘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在他看来,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李新宇阐释道,鲁迅的整体反传统和批判国民性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个总的解释。
“鲁迅的思想,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他作品里表现的人物,丑恶的那一面,现在的人还在表演着。鲁迅非常喜欢大家忘记他,可大家还是忘不了他。”李新宇最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