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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晓声
八岁的儿子,有着比我在十五岁时数量多的“书”——卡通连环画册、《看图识字》《幼儿英语》《智力训练》什么的。妻的工资并不高,甚至可以说是“低收入阶层”,却很相信“智力投资”一类宣传。如这等样的书,妻也看,儿子也看,因为妻得对儿子进行启蒙式教育。倘我在写作,照例需要相对的安静,则必得将全部的书摊在床上或地下,一任儿子作践,以摆脱他片刻的纠缠。结果更其值得同情的不是我,而是他那些“书”。
触目皆是儿子的“书”,将儿子的爸爸的“读物”从随手可取排挤到无可置处,我觉得愤愤不平,看着心乱。既要将自己的书进行“坚壁清野”,又要对儿子的“书”采取“三光政策”。定期对儿子那些被他作践得很惨的“书”加以扫荡,毫不吝惜。
这时候,母亲每每跟着我踱出家门,站于门口,望我将那些“书”扔到哪儿去了,随后捡回。如是频频,我不知觉。
一天,我跨入家门,又见满床满桌全是幼儿读物的杂乱情形,正在摆布的却不是儿子,而是母亲。糨糊、剪刀、纸条,一应俱全。母亲正在粘那些“书”。那些曾被儿子作践得很惨被我扔掉过的“书”。母亲唯恐我心烦,慌慌地立刻就要收起来。我拿起一册翻看,母亲粘得那么细致。
我说:“妈,别粘了。粘得再好,梁爽也是不看的,这些书早对他失去吸引力了!”
母亲说:“我寻思着,扔了怪让人心疼的不是……要不让我都粘好,送给别人家孩子吧,也比扔了强呀!”
我说:“破旧的,怎么送得出手?没谁要。妈你瞧,你也不是按着页码粘的,隔三岔五,你再瞧这几页,粘倒了啊!……”
母亲说:“唉,我这眼啊,要不寄给你弟弟妹妹们的孩子,或者托人捎给他们?”
我说:“千里迢迢,给弟弟妹妹们的孩子寄回去捎回去一些破的旧的画册?弟弟妹妹们心里不想什么,弟媳妹夫还不取笑我?”
母亲说:“那……我真是白粘了么?……就非扔不可了么?粘好保存起来,过几年,梁爽他长大了几岁,再给他看,兴许他又像没看过的一样了吧?”
我说:“也可能。妈你愿粘,就粘吧。粘成什么样都没关系,我不心烦。”
于是我和母亲一块儿粘。
收音机里在播着一支歌:
旧鞋子穿破了不扔为何?
老先生老太太他们实在太啰唆……
我想像我这样的一个儿子,是没有任何权利嘲弄和调侃穷困在我的母亲身上造成的深痕的。在如今的消费心理和消费方式的对比之下,这一点并不太使我这个儿子感到可笑,却使我感到它在现实中的格格不入的投影是那么凄凉而又咄咄逼人。
我必庄重。对于我的母亲所做的这一切似乎没有意义的事情,我必庄重。
我认为那是母亲的一种权利。一种特权。我必服从。我必虔诚。我不能连母亲这一点点权利都缺乏理解地剥夺了!
我知道床下,柜下,还藏着一些饮料筒儿、饼干盒儿、杂七杂八的好看的小瓶儿什么的,对于十三平方米的居室,它们完全是多余之物,毫无用处。
我装作不知。
是的,我必庄重。
它没什么值得嘲弄和调侃的。倘发自于我,是我的丑陋。尽管我也不得不定期加以清除。但绝不当着母亲的面,并且不忍彻底,总要给母亲留下些她也许很看重的……
一天,我嘱咐小阿姨秀华带母亲到厂内的浴室洗澡。母亲被烫伤了,是两个邻居架回来的。
我问邻居:“秀华呢?”
她们说她仍在洗。
我从没对小阿姨表情严厉地说过话,但那一天我生气了,待她高高兴兴地踏进家门之后,我板起脸问她:“奶奶烫伤了你知道不知道?”
“知道呀!”
“知道你还继续洗?”
“我以为……不严重……”
“你以为……你以为!那么你当时都没走到奶奶身边儿去看看了?我怎么嘱咐你的!……”
八岁的儿子,有着比我在十五岁时数量多的“书”——卡通连环画册、《看图识字》《幼儿英语》《智力训练》什么的。妻的工资并不高,甚至可以说是“低收入阶层”,却很相信“智力投资”一类宣传。如这等样的书,妻也看,儿子也看,因为妻得对儿子进行启蒙式教育。倘我在写作,照例需要相对的安静,则必得将全部的书摊在床上或地下,一任儿子作践,以摆脱他片刻的纠缠。结果更其值得同情的不是我,而是他那些“书”。
触目皆是儿子的“书”,将儿子的爸爸的“读物”从随手可取排挤到无可置处,我觉得愤愤不平,看着心乱。既要将自己的书进行“坚壁清野”,又要对儿子的“书”采取“三光政策”。定期对儿子那些被他作践得很惨的“书”加以扫荡,毫不吝惜。
这时候,母亲每每跟着我踱出家门,站于门口,望我将那些“书”扔到哪儿去了,随后捡回。如是频频,我不知觉。
一天,我跨入家门,又见满床满桌全是幼儿读物的杂乱情形,正在摆布的却不是儿子,而是母亲。糨糊、剪刀、纸条,一应俱全。母亲正在粘那些“书”。那些曾被儿子作践得很惨被我扔掉过的“书”。母亲唯恐我心烦,慌慌地立刻就要收起来。我拿起一册翻看,母亲粘得那么细致。
我说:“妈,别粘了。粘得再好,梁爽也是不看的,这些书早对他失去吸引力了!”
母亲说:“我寻思着,扔了怪让人心疼的不是……要不让我都粘好,送给别人家孩子吧,也比扔了强呀!”
我说:“破旧的,怎么送得出手?没谁要。妈你瞧,你也不是按着页码粘的,隔三岔五,你再瞧这几页,粘倒了啊!……”
母亲说:“唉,我这眼啊,要不寄给你弟弟妹妹们的孩子,或者托人捎给他们?”
我说:“千里迢迢,给弟弟妹妹们的孩子寄回去捎回去一些破的旧的画册?弟弟妹妹们心里不想什么,弟媳妹夫还不取笑我?”
母亲说:“那……我真是白粘了么?……就非扔不可了么?粘好保存起来,过几年,梁爽他长大了几岁,再给他看,兴许他又像没看过的一样了吧?”
我说:“也可能。妈你愿粘,就粘吧。粘成什么样都没关系,我不心烦。”
于是我和母亲一块儿粘。
收音机里在播着一支歌:
旧鞋子穿破了不扔为何?
老先生老太太他们实在太啰唆……
我想像我这样的一个儿子,是没有任何权利嘲弄和调侃穷困在我的母亲身上造成的深痕的。在如今的消费心理和消费方式的对比之下,这一点并不太使我这个儿子感到可笑,却使我感到它在现实中的格格不入的投影是那么凄凉而又咄咄逼人。
我必庄重。对于我的母亲所做的这一切似乎没有意义的事情,我必庄重。
我认为那是母亲的一种权利。一种特权。我必服从。我必虔诚。我不能连母亲这一点点权利都缺乏理解地剥夺了!
我知道床下,柜下,还藏着一些饮料筒儿、饼干盒儿、杂七杂八的好看的小瓶儿什么的,对于十三平方米的居室,它们完全是多余之物,毫无用处。
我装作不知。
是的,我必庄重。
它没什么值得嘲弄和调侃的。倘发自于我,是我的丑陋。尽管我也不得不定期加以清除。但绝不当着母亲的面,并且不忍彻底,总要给母亲留下些她也许很看重的……
一天,我嘱咐小阿姨秀华带母亲到厂内的浴室洗澡。母亲被烫伤了,是两个邻居架回来的。
我问邻居:“秀华呢?”
她们说她仍在洗。
我从没对小阿姨表情严厉地说过话,但那一天我生气了,待她高高兴兴地踏进家门之后,我板起脸问她:“奶奶烫伤了你知道不知道?”
“知道呀!”
“知道你还继续洗?”
“我以为……不严重……”
“你以为……你以为!那么你当时都没走到奶奶身边儿去看看了?我怎么嘱咐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