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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家靳永。 |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靳永认为,书家腹内书卷多,下笔自然高华。但学问的大小和书法的高下还不能画等号,因为书法还有一个技巧的习得问题。“如果不在临池上痛下苦功,肚子里的学问也转化不成好的书作。”学识愈深,临池愈勤,书道愈精。今年初,他当选为新一届山东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在省文联、省书协倡导开展的文艺志愿服务、书法下乡等活动中,他也积极参与,与一批农民书法家成为笔墨朋友。
书法也需“有一分材料
说一分话”
记者:您一直强调读书治学与书法的关系,能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的读书、治学经历,以及治学蕲向吗?
靳永:我在山东大学读书十年,从本科到博士。本科是汉语言文学,硕士是训诂与书法文化,博士是古文字和书法。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徐超教授,曾受教于陆宗达、殷孟伦、徐复等“黄门侍郎”里很主要的几位,又受到沈兼士、杨树达等人学术思想的影响。我长期追随徐超先生读书,受到章黄学派的影响,对乾嘉以来的学术方法比较熟悉。这影响到我本人的书法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是用“朴学”的方法来研究书法问题。这种方法的好处是扎实严谨,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我对古典文学一直有很深的爱好,从读到写。这爱好保持到现在,成为我生活里最有乐趣的部分。
我对王国维先生的学问很佩服,对他的“双重证据法”比较熟悉。我的博士论文《书法研究的多重证据法》,就是在他的基础上,结合了书法研究的学科特点,提出了文物、文献和书迹综合释证的“多重证据法”。论文中讨论字体和书体的部分,是在1998年左右完成的。在方法上,我受到启功先生《古代字体论稿》的影响。这一部分中的很多内容曾经向蒋维崧先生和徐超先生请教,结论也得到他们的认可,以为孺子可教。我比较得意的地方是:提出了小篆、古隶“一体二用”说。这对通行的观点是一个重要的校正。遗憾的是,文字学界、书法界注意及此的学者不多,这一新说也没有引起讨论。这本论文前些年由齐鲁书社出版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
记者:读你怀念蒋维崧先生的文章,很感动。师从蒋先生时,他给予了哪些方面的指导?
靳永:从1998年起,我在徐超先生的引介下,得以时时向蒋先生请益。2002年,年登耄耋的峻斋先生接受文学院的礼聘,成为古文字学和书法学方向的博士生导师。我三生有幸,忝列门墙。2006年,我甫一毕业,先生即溘然长逝。
蒋维崧先生以书法闻名,但他首先是一位渊博的学者。很多师长都曾以一唱三叹的口吻谈起先生广博的学识和超人的记忆力,举凡四部之书,靡不贯通。我后来向他请教一些僻典,都是反复查检而不得索解的问题,他常常略一沉吟,即能说出它们的出处。蒋先生的作风很像清儒刘端临,勤于读书而懒于著述。陈寅恪先生的《元白诗笺证稿》向为名著,蒋先生就曾经指出陈先生对刘禹锡诗的误读。但他自己懒于著文,后来还是我把他的意见整理成文,才发表出来。他的文章不但善于解决具体问题,可贵的是能处处示人以规矩。我刻意搜求、仔细钻研,获益良多。他五十年代末曾写过一本《汉字浅说》,文字雅洁,语浅意深。正如有的学者所说,这是一本有所见的书,不仅仅是有所知的书。据我所知,裘锡圭先生就很推崇这本小册子。蒋先生读书时喜欢在书眉上随手札记,精义纷陈。陆游《读梅尧臣集》诗云:“导源积石源流正,惟岳嵩高气象尊”,正可移用来形容蒋维崧先生。
书法研究要深研“根柢之学”
记者:传统语言文字学、文献学、古典文学等方面的修养,对书法研究会带来哪些帮助?
靳永:传统语言文字学、文献学、古典文学等方面的知识,是传统文化赖以存活的载体。书法研究工作者,应该在这些方面有深厚修养。这些看起来,好像是“书外功”,与书法研究无涉。事实上,一个学者在这些根柢之学上的修养越深厚,他的成就就越大。沙孟海、启功等前辈学者的治学经验,就是有力的证明。
我自己在书法研究方面,还是初学。仅有的一点成绩,也是得益于这些根柢之学。比如我曾经写过一篇《传苏轼书方干诗卷辨伪》,就是从文献学角度解决书法问题。“搨本”与“拓本”这两个书法术语,从宋代就发生了混淆,学者多不能辨。我从文字学、音韵学和文献学的角度综合释证,辨明了它们的区别。传世有一卷文徵明的虎丘诗帖,我从诗词格律的角度分析,证明它乃是一个伪本。最近,我正在写一篇《孙过庭书谱里的训诂问题》,是从训诂学的角度来研究《书谱》。这些,是书法研究的基础问题。试问,如果连《书谱》的文本都读不通,又如何去探讨《书谱》的书法思想呢!
记者:在书法学习和创作上受谁的影响较多,有哪些感受?
靳永:近现代书家里,我喜欢的是乔大壮、沈尹默、潘伯鹰、朱家济等人。就山东来说,这里有很好的书法传统和积淀。蒋维崧先生、徐超先生之外,我还常常向陈梗桥、梁修、郑训佐、顾亚龙等先生请益,获益良多。还有一位老先生魏启后,可惜原来向魏先生请教的机会不多,现在,他已经离世,于我而言,这真成了永远的遗憾了。
书家“厚古”也要关注新材料
记者:当代以古文字为载体进行创作的书法家,您认为最应该具备怎样的素养?
靳永:当代考古学发达,古文字资料大量发现,这为古文字书法的创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这也是我们有可能度越前贤的地方。以古文字为载体进行书法创作,对书法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书家必须至少在两个方面提高自己的修养:一是要勤研古文字之学,二是要关注新材料的发现。援引古文字入书,正确书写古文字对一般书法家是很大的障碍。记得徐无闻先生曾在一篇文章里谈到,编写一部适合书法家用的古文字通假字典是当务之急。虽然清代、民国的学者也做过这方面的工作,但远远不敷用。而且很多前辈的研究成果,一般的书法家和爱好者因为专业的关系,也很少涉及。我一直想写一本古文字书法学方面的小书。但个人积学不深,仓促着笔,不免误人误己,所以一直迁延。
记者:能否愿意为那些与您有相同研究志向的朋友推荐几部参考书?
靳永:近年来我一直搜罗阅读宋代以迄清代的学术笔记,关于书法的讨论虽然是吉光片羽,但往往有很好的见解。专门讨论书法的著作,有的放言高论,有的辗转相抄,像《书谱》那样有见解、有意思的文章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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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德强:目前,国家、省书协领导层面有此博学(汉语言文学、文字学、书法理论)及书艺实践有机结合,又有卓越成就者,的确是凤毛麟角、少之又少。为取得的成就祝贺!
青铜器:如此踏实严谨做学问的书家真的不多了。
leonpandora:尚记得恩师授课,博古通今,幽默风趣,古籍、典故、诗歌常信手拈来。某日课上,因大学城教室离山太近,故有鼠进屋,众女声哗然,先生遂停下来,极富情致地给我们讲起古人治学遇鼠种种事例来,虽然当时先生所讲几则典故今已不记,但对于先生学识与风趣,众生无不敬仰；先生随讲常将知识以粉笔竖行书于黑板上,课下学生立足黑板前,因字雅然隽美,常不忍擦去。我当时有厚厚笔记一本,其字拙学先生,得益良久。尚记得先生言读书与书法的关系,又以精熟二字鼓舞众学生。得遇靳永先生,吾辈之幸事!
靳永认为,书家腹内书卷多,下笔自然高华。但学问的大小和书法的高下还不能画等号,因为书法还有一个技巧的习得问题。“如果不在临池上痛下苦功,肚子里的学问也转化不成好的书作。”学识愈深,临池愈勤,书道愈精。今年初,他当选为新一届山东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在省文联、省书协倡导开展的文艺志愿服务、书法下乡等活动中,他也积极参与,与一批农民书法家成为笔墨朋友。
书法也需“有一分材料
说一分话”
记者:您一直强调读书治学与书法的关系,能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的读书、治学经历,以及治学蕲向吗?
靳永:我在山东大学读书十年,从本科到博士。本科是汉语言文学,硕士是训诂与书法文化,博士是古文字和书法。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徐超教授,曾受教于陆宗达、殷孟伦、徐复等“黄门侍郎”里很主要的几位,又受到沈兼士、杨树达等人学术思想的影响。我长期追随徐超先生读书,受到章黄学派的影响,对乾嘉以来的学术方法比较熟悉。这影响到我本人的书法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是用“朴学”的方法来研究书法问题。这种方法的好处是扎实严谨,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我对古典文学一直有很深的爱好,从读到写。这爱好保持到现在,成为我生活里最有乐趣的部分。
我对王国维先生的学问很佩服,对他的“双重证据法”比较熟悉。我的博士论文《书法研究的多重证据法》,就是在他的基础上,结合了书法研究的学科特点,提出了文物、文献和书迹综合释证的“多重证据法”。论文中讨论字体和书体的部分,是在1998年左右完成的。在方法上,我受到启功先生《古代字体论稿》的影响。这一部分中的很多内容曾经向蒋维崧先生和徐超先生请教,结论也得到他们的认可,以为孺子可教。我比较得意的地方是:提出了小篆、古隶“一体二用”说。这对通行的观点是一个重要的校正。遗憾的是,文字学界、书法界注意及此的学者不多,这一新说也没有引起讨论。这本论文前些年由齐鲁书社出版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
记者:读你怀念蒋维崧先生的文章,很感动。师从蒋先生时,他给予了哪些方面的指导?
靳永:从1998年起,我在徐超先生的引介下,得以时时向蒋先生请益。2002年,年登耄耋的峻斋先生接受文学院的礼聘,成为古文字学和书法学方向的博士生导师。我三生有幸,忝列门墙。2006年,我甫一毕业,先生即溘然长逝。
蒋维崧先生以书法闻名,但他首先是一位渊博的学者。很多师长都曾以一唱三叹的口吻谈起先生广博的学识和超人的记忆力,举凡四部之书,靡不贯通。我后来向他请教一些僻典,都是反复查检而不得索解的问题,他常常略一沉吟,即能说出它们的出处。蒋先生的作风很像清儒刘端临,勤于读书而懒于著述。陈寅恪先生的《元白诗笺证稿》向为名著,蒋先生就曾经指出陈先生对刘禹锡诗的误读。但他自己懒于著文,后来还是我把他的意见整理成文,才发表出来。他的文章不但善于解决具体问题,可贵的是能处处示人以规矩。我刻意搜求、仔细钻研,获益良多。他五十年代末曾写过一本《汉字浅说》,文字雅洁,语浅意深。正如有的学者所说,这是一本有所见的书,不仅仅是有所知的书。据我所知,裘锡圭先生就很推崇这本小册子。蒋先生读书时喜欢在书眉上随手札记,精义纷陈。陆游《读梅尧臣集》诗云:“导源积石源流正,惟岳嵩高气象尊”,正可移用来形容蒋维崧先生。
书法研究要深研“根柢之学”
记者:传统语言文字学、文献学、古典文学等方面的修养,对书法研究会带来哪些帮助?
靳永:传统语言文字学、文献学、古典文学等方面的知识,是传统文化赖以存活的载体。书法研究工作者,应该在这些方面有深厚修养。这些看起来,好像是“书外功”,与书法研究无涉。事实上,一个学者在这些根柢之学上的修养越深厚,他的成就就越大。沙孟海、启功等前辈学者的治学经验,就是有力的证明。
我自己在书法研究方面,还是初学。仅有的一点成绩,也是得益于这些根柢之学。比如我曾经写过一篇《传苏轼书方干诗卷辨伪》,就是从文献学角度解决书法问题。“搨本”与“拓本”这两个书法术语,从宋代就发生了混淆,学者多不能辨。我从文字学、音韵学和文献学的角度综合释证,辨明了它们的区别。传世有一卷文徵明的虎丘诗帖,我从诗词格律的角度分析,证明它乃是一个伪本。最近,我正在写一篇《孙过庭书谱里的训诂问题》,是从训诂学的角度来研究《书谱》。这些,是书法研究的基础问题。试问,如果连《书谱》的文本都读不通,又如何去探讨《书谱》的书法思想呢!
记者:在书法学习和创作上受谁的影响较多,有哪些感受?
靳永:近现代书家里,我喜欢的是乔大壮、沈尹默、潘伯鹰、朱家济等人。就山东来说,这里有很好的书法传统和积淀。蒋维崧先生、徐超先生之外,我还常常向陈梗桥、梁修、郑训佐、顾亚龙等先生请益,获益良多。还有一位老先生魏启后,可惜原来向魏先生请教的机会不多,现在,他已经离世,于我而言,这真成了永远的遗憾了。
书家“厚古”也要关注新材料
记者:当代以古文字为载体进行创作的书法家,您认为最应该具备怎样的素养?
靳永:当代考古学发达,古文字资料大量发现,这为古文字书法的创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这也是我们有可能度越前贤的地方。以古文字为载体进行书法创作,对书法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书家必须至少在两个方面提高自己的修养:一是要勤研古文字之学,二是要关注新材料的发现。援引古文字入书,正确书写古文字对一般书法家是很大的障碍。记得徐无闻先生曾在一篇文章里谈到,编写一部适合书法家用的古文字通假字典是当务之急。虽然清代、民国的学者也做过这方面的工作,但远远不敷用。而且很多前辈的研究成果,一般的书法家和爱好者因为专业的关系,也很少涉及。我一直想写一本古文字书法学方面的小书。但个人积学不深,仓促着笔,不免误人误己,所以一直迁延。
记者:能否愿意为那些与您有相同研究志向的朋友推荐几部参考书?
靳永:近年来我一直搜罗阅读宋代以迄清代的学术笔记,关于书法的讨论虽然是吉光片羽,但往往有很好的见解。专门讨论书法的著作,有的放言高论,有的辗转相抄,像《书谱》那样有见解、有意思的文章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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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德强:目前,国家、省书协领导层面有此博学(汉语言文学、文字学、书法理论)及书艺实践有机结合,又有卓越成就者,的确是凤毛麟角、少之又少。为取得的成就祝贺!
青铜器:如此踏实严谨做学问的书家真的不多了。
leonpandora:尚记得恩师授课,博古通今,幽默风趣,古籍、典故、诗歌常信手拈来。某日课上,因大学城教室离山太近,故有鼠进屋,众女声哗然,先生遂停下来,极富情致地给我们讲起古人治学遇鼠种种事例来,虽然当时先生所讲几则典故今已不记,但对于先生学识与风趣,众生无不敬仰；先生随讲常将知识以粉笔竖行书于黑板上,课下学生立足黑板前,因字雅然隽美,常不忍擦去。我当时有厚厚笔记一本,其字拙学先生,得益良久。尚记得先生言读书与书法的关系,又以精熟二字鼓舞众学生。得遇靳永先生,吾辈之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