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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职业农民的出现,标志着“新农人”正式成为一种新型的职业选择,他们或将成为现代农业的主力。然而,这一新生的职业还面临着人才匮乏、资金短缺等诸多问题。
□ 本报记者 魏 东 李 明
本报通讯员 方秋玲 刘福春
王天培是个不折不扣的“技术控”。别人种不出庄稼的地,他承包来种,别人看不上眼的树种,在他眼里是宝贝。
王天培的家乡位于广饶县大码头镇,多盐碱地,粮食种植效益不高。他多次拜访聘请专家,讨教当地柽柳改良问题。经过10多次引种、试验,培育出了一种能耐盐碱、耐干旱、耐水湿的新品树种“盐松”。尽管近两年苗木市场不景气,但“盐松”却“一枝独秀”,目前公司“盐松”产值已达3000多万元。
随着农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涌现,像王天培这样的“新农人”越来越多,用智慧和科技改变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业发展模式。
看似一帆风顺的创业并没有让王天培骄傲自满,相反,对高端农业技术的渴求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越往下走越觉得自己的知识不够用了。”他说。
“不少新农人是从企业家、工人、大学生‘跨界’而来,他们农业技能缺失或不足,缺乏与土地和农民打交道的能力及经验,需要在实践中锻炼。”广饶县农业局科教与市场信息科负责人李秋国说,目前针对新农人的培训体系还较为单一,都停留在理论层次,停留在办培训班上。
广饶县李鹊镇西柳村的创业大学生马晨晓就被“技术”将了一军。
去年大学毕业后,马晨晓回家承包了230多亩土地,种起土豆和红薯。到了土豆生长的中后期,是产量快速增长的关键阶段,她的土豆却出现了叶子发黄、发卷等问题。跑到当地农资店取经,得出的结论是“晚疫”,可药喷了一遍又一遍,却丝毫不见改观。马晨晓干脆带着植株找到了一家农业科研院所,化验后才得知,这根本不是什么“晚疫”,而是受到了蓟马虫的虫害。
“我们当地种植经济作物的比较少,多是以粮食作物为主,当地有些科研院所甚至没有种植土豆、红薯方面的专家。”马晨晓说,现在遇到种植上的难题,她只能通过微信、QQ视频等手段向外地的专家请教。“下一步我打算聘请一位专职的技术员,不过资金的担子又要加重不少了。”马晨晓有些无奈。
除了技术难题不好解决,资金也是马晨晓创业路上的“拦路虎”。“前期相关部门为我申请了10万元的贴息贷款,但还是不够。”马晨晓说,现在她想申请贷款,但所有的银行都需要抵押物、担保人。“随着经营规模逐渐扩大,传统的民间借贷已不能满足需求。但由于农村土地确权刚刚启动,价值评估不易,马晨晓手中的土地、房屋等权证和资产难以抵押贷款。”李秋国表示。
“专业化的农业人才越来越少了,会种地的农民也越来越难找。”王天培感慨。同样是大学毕业返乡创业的刘超,在李鹊镇承包了1400多亩地搞起了胡萝卜种植的订单农业,季节性的雇工成为她日常管理中的常事。每当看到成片的胡萝卜发芽、长大,刘超虽然满心欢喜,但也不禁泛起了愁容:“农村的青壮年都到城里工作了,家里只剩下老人和小孩,一到农忙季节,紧缺的劳动力根本不够用。”
“每人一天100元—150元都难觅人工。年轻人不愿种地,一是怕吃苦,二是不懂种植。”刘超说,这几年她新引进了先进的迷宫式滴灌技术和水肥一体化管理,每次雇工都需要找来技术人员对工人们专门培训。“但即使培训完了,还是有很多地方干的不合格,要重新返工。”
要想在土地上“大展拳脚”,土地流转自然也是绕不开的问题。“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经常遇到村民不理解、土地流转难、承包不连片等困境。”王天培说,因为不信任,有的农民不愿意将土地流转出去,宁愿看着土地丢荒。
虽然与一家一户的种植模式相比,新农人的规模已经扩大不少,抵御风险能力提高,一定程度上不再是“靠天吃饭”,但是由于产业协会、合作社联社等机构较少,更多新农人还是单打独斗。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这些“新农人”几乎无一例外地趴在自己的试验田里“埋头苦干”,自己跑资金、找技术、上项目,同周边的同行们少有交流。“种好自己的地,别人的事很少打听。”马晨晓的一句话道出了这个群体目前的尴尬。
□ 本报记者 魏 东 李 明
本报通讯员 方秋玲 刘福春
王天培是个不折不扣的“技术控”。别人种不出庄稼的地,他承包来种,别人看不上眼的树种,在他眼里是宝贝。
王天培的家乡位于广饶县大码头镇,多盐碱地,粮食种植效益不高。他多次拜访聘请专家,讨教当地柽柳改良问题。经过10多次引种、试验,培育出了一种能耐盐碱、耐干旱、耐水湿的新品树种“盐松”。尽管近两年苗木市场不景气,但“盐松”却“一枝独秀”,目前公司“盐松”产值已达3000多万元。
随着农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涌现,像王天培这样的“新农人”越来越多,用智慧和科技改变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业发展模式。
看似一帆风顺的创业并没有让王天培骄傲自满,相反,对高端农业技术的渴求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越往下走越觉得自己的知识不够用了。”他说。
“不少新农人是从企业家、工人、大学生‘跨界’而来,他们农业技能缺失或不足,缺乏与土地和农民打交道的能力及经验,需要在实践中锻炼。”广饶县农业局科教与市场信息科负责人李秋国说,目前针对新农人的培训体系还较为单一,都停留在理论层次,停留在办培训班上。
广饶县李鹊镇西柳村的创业大学生马晨晓就被“技术”将了一军。
去年大学毕业后,马晨晓回家承包了230多亩土地,种起土豆和红薯。到了土豆生长的中后期,是产量快速增长的关键阶段,她的土豆却出现了叶子发黄、发卷等问题。跑到当地农资店取经,得出的结论是“晚疫”,可药喷了一遍又一遍,却丝毫不见改观。马晨晓干脆带着植株找到了一家农业科研院所,化验后才得知,这根本不是什么“晚疫”,而是受到了蓟马虫的虫害。
“我们当地种植经济作物的比较少,多是以粮食作物为主,当地有些科研院所甚至没有种植土豆、红薯方面的专家。”马晨晓说,现在遇到种植上的难题,她只能通过微信、QQ视频等手段向外地的专家请教。“下一步我打算聘请一位专职的技术员,不过资金的担子又要加重不少了。”马晨晓有些无奈。
除了技术难题不好解决,资金也是马晨晓创业路上的“拦路虎”。“前期相关部门为我申请了10万元的贴息贷款,但还是不够。”马晨晓说,现在她想申请贷款,但所有的银行都需要抵押物、担保人。“随着经营规模逐渐扩大,传统的民间借贷已不能满足需求。但由于农村土地确权刚刚启动,价值评估不易,马晨晓手中的土地、房屋等权证和资产难以抵押贷款。”李秋国表示。
“专业化的农业人才越来越少了,会种地的农民也越来越难找。”王天培感慨。同样是大学毕业返乡创业的刘超,在李鹊镇承包了1400多亩地搞起了胡萝卜种植的订单农业,季节性的雇工成为她日常管理中的常事。每当看到成片的胡萝卜发芽、长大,刘超虽然满心欢喜,但也不禁泛起了愁容:“农村的青壮年都到城里工作了,家里只剩下老人和小孩,一到农忙季节,紧缺的劳动力根本不够用。”
“每人一天100元—150元都难觅人工。年轻人不愿种地,一是怕吃苦,二是不懂种植。”刘超说,这几年她新引进了先进的迷宫式滴灌技术和水肥一体化管理,每次雇工都需要找来技术人员对工人们专门培训。“但即使培训完了,还是有很多地方干的不合格,要重新返工。”
要想在土地上“大展拳脚”,土地流转自然也是绕不开的问题。“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经常遇到村民不理解、土地流转难、承包不连片等困境。”王天培说,因为不信任,有的农民不愿意将土地流转出去,宁愿看着土地丢荒。
虽然与一家一户的种植模式相比,新农人的规模已经扩大不少,抵御风险能力提高,一定程度上不再是“靠天吃饭”,但是由于产业协会、合作社联社等机构较少,更多新农人还是单打独斗。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这些“新农人”几乎无一例外地趴在自己的试验田里“埋头苦干”,自己跑资金、找技术、上项目,同周边的同行们少有交流。“种好自己的地,别人的事很少打听。”马晨晓的一句话道出了这个群体目前的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