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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赵 琳 报道
Hiibook创始人周公瑾(左)、赵沪南(右)在讨论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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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的可可咖啡空间,聚集了一大批创业青年。□记者 赵 琳 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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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选手展示自创的智能头盔。□记者 赵 琳 报道 |
□ 本报记者 赵 琳
4月,一场中美创客之间的较量席卷了青岛。两国创客带来了他们的“黑科技”和创新模型,给人们带来了全新的体验。
更深刻的冲击在思想深处。“决赛只用了一天时间,但前期中美两国各四个分赛场的比赛,我们筹备了好几个月。”评委之一、山东大学教授邹难是这场大赛的重要发起人,在他看来,决赛场上的展示只有几分钟,但真正的较量早已发生,且无时无刻不在进行。
不断曝光自己
活下来才是最重要的
要获得投资人青睐,不仅要靠出众的创意,还有很多技巧。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香港人从幼儿园就开始学怎么用PPT,而很多大陆创客大学毕业用起来还不熟练
中美创新创业大赛共有90多个团队参赛,如果路演成功,就能获得投资,这是一些创客报名参赛的初衷。然而在参赛的Hiibook团队看来,这个想法未免“太初级了”。
Hiibook靠技术起家,对于这一点,团队创始人周公瑾、赵沪南颇为自豪。简单来说,这是一个基于邮箱的手机应用,跟其他邮箱APP不同的是,他们不是电脑界面终端的简单复制,而是真正从手机用户使用感受出发,设计了会话模式、主题模式、搜索模式等界面,方便商务沟通；另外,对图片、文档、语音、视频等邮件附件的直接编辑、改动等功能,使得在手机上处理邮件更加方便快捷。另外,这款APP还支持基于邮箱账号的线上会议和大型文件的共享传输,预计在年底还能够支持视频会议。
“它更像是一个装在口袋里的办公室。”周公谨这样形容。路演后,Hiibook项目获得了大赛二等奖。
但对这个团队来说,一等奖还是二等奖,其实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增加曝光度。“真正的创业者都知道,能够活下来才是最重要的。”周公瑾说,他们创业以来,参加过多次路演,如果以路演次数为分母,获得投资的次数为分子,那么得出的数值也太低了一些。但重要的是“曝光”,不断的曝光自己。
一位评委告诉记者,“这其中有些项目在其他路演场合见过,这次也来了,因为评委每次不一样,这次路演的投资人不感兴趣,可能下次能碰到‘知音’。”
要获得投资人的青睐,不仅要靠出众的创意,还有很多技巧。邹难一开始并不看好Hiibook的项目。在上海分赛区的路演中,他就觉得他们讲的太普通了,十五分钟的演讲,并没有太能打动人的点。
“他们可能有好的理念,但没有包装好,有没有经过系统培训是不一样的,在表述上是有差距的。”邹难认为,这点在这次中美创新创业大赛的分赛场、决赛场都能够感受得到。“一个想要拿到投资的人,必须讲清楚自己的商业计划是什么,为什么好,还得有明晰的发展规划。有的团队没有经过系统的培训,在这方面就差一些。”
整个比赛过程中,给邹难印象最深刻的是芝加哥大学分赛场一位11岁的小学生,用PPT展示项目时候侃侃而谈、条理分明,商业计划做得有模有样。
记者曾采访过的一位香港的“创业导师”,对大陆创客的路演技巧颇有微词。“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香港人从幼儿园就开始学怎么用PPT,而很多大陆的创客是大学毕业生,用起来还不熟练。”
而Hiibook之所以能在决赛场上有出色表现,是因为他们近期入驻的可可咖啡空间找到专人辅导周公瑾、赵沪南。邹难认为,对于创客来说,所进驻的众创空间服务极其重要,“因为再好的点子也需要落实、需要展示。”
最重要的文化特质
是对失败的包容
高校输送人才,生产点子,市场引导创新生产,在美国这已是一种成熟的创新生态,而在中国,这样的分工合作尚显“年轻”
作为大赛发起人之一,邹难更看重中美青年创客之间的交流,而非比赛,这从他邀请的嘉宾可见一斑。嘉宾中,有国内资深投资人、上海可可咖啡空间创始人魏锋,前英特尔中国研究院院长吴甘沙,也有美国莱斯大学、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乔治城大学的教授,他们当中大部分人还同时也在创业。
“我们有很多项目支持学生创新创业,其中非常关键的就是领导力研究院。里面包括各种各样的功能区,比方说给学生提供交流的区域,还有他们着手实践的区域,还为他们提供各种课程。我们建立了这样一个生态系统,让学生能够在其中学习如何与人相处,怎样在交流中带来一些积极的变化。”交流中,美国莱斯大学校长David Leebron这样介绍他们的经验。
山东大学信息与工程学院院长、海信研究院院长黄卫平教授介绍的一组数据,让与会者普遍感到震惊——斯坦福大学现在在世的校友创办了1.8万多个企业,产生了1.27万亿美元的收入,如果把这当成一个国家看,其GDP能排到全球的10位到11位。另外一所著名学校麻省理工学院,在世的校友有3.02万个公司,有460万的雇员,创造了1.9万亿美元的收入,其创造的GDP在全球可以排到10位左右。黄卫平以此诠释:技术、创新是可以创造巨大价值的,在这方面,高校有优势,对此,不需要有任何的疑问。
“中国高校现在储备的专利技术其实是很丰厚的。”山东大学教授胡金焱说,山东大学每年大概有150项专利技术,但是真正能变成产业落地的非常少,“可能连5%都不到。原因何在?我最近恰好和一些地市在谈合作,可能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科研人员专注于技术研究,没有想过市场应用；第二是各方面信息的不对称,需要有企业来和大学对接,按需研发。”
胡金焱的想法和芝加哥大学创新中心主任John Flavin的想法不谋而合。高校输送人才,生产点子,而市场则引导创新生产。在美国,这已经是一项成熟的创新生态模式,而在中国,这样的创新生态圈尚显“年轻”。
创业氛围的形成需要时间,美国的创业氛围一开始也不是这样。来自耶鲁大学的血液病理学家Sam G. Katz是一个创业者,他说,“我小时候,参观的是科学博览会,而我的孩子现在参观的是发明博览会。美国有一个非常火的电视节目叫亨利福特的创新之国,孩子们很喜欢看,很多小孩子在里面演示一些创新的电子；成年人看的创新节目也有,叫鲨鱼港,很多创客来路演,会有投资人听取他们的想法,收视率很高。
在美国乔治城大学的华裔教授Shuigen Xiao看来,美国西海岸创业中心的“旋转门”是个非常关键的安排。这扇门开在大公司与初创公司之间,员工看到机会,可以通过这扇门离职创建自己的公司。如果失败,大公司依然非常欢迎他们。大公司的高管普遍认为,这些尝试过的人吸取了经验教训,对公司来说是宝贵财富。就这样,不断有人退出,也不断有新鲜血液加入进来。
“最重要的一个文化特质是,对失败的包容。”Sam G. Katz教授说,社会、国家、舆论对失败的包容,可以让创业者学到更多的经验和教训,很少创业者是一次就成功的。
没有原力觉醒
创业肯定不彻底
政府号召大众创业,但从职业投资人的角度,更需要精英创业。那些在产业里面有着深厚积累,能够洞察透视未来的人,创业成功率比较大
近两年,中国的创业氛围越来越浓了。启赋资本的屠铮在VC行业浸淫11年,他发现这几年投的项目中,负责人越来越年轻。“以前我们投资项目的创始人,不管是技术型还是非技术型的,很少有低于35岁的。但是现在30岁以下的已经占了接近五分之二,我们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很多希望和激情。”
资深投资人魏锋也认为,中国人从来不缺乏创业精神。改革开放以来,八十年代创业基本上靠胆,特别是在体制边缘,有胆就敢创业,也不乏成功的例子。90年代很多靠关系,大家把政治热情转化成对经济、财富的追求。21世纪的创业则基于创新。政府号召大众创业,但从职业投资人的角度来讲,更需要精英创业。那些在产业里面有着深厚积累,能够洞察透视未来的人,创业成功率比较大。
英特尔中国研究院前院长、驭势科技CEO吴甘沙此次担任了中美创客论坛的嘉宾,他用自己的三次创业经历,阐述了这些年中国创业圈的阶段性特征。
他的第一次创业经历带点“玩票”性质。2004年左右,吴甘沙在英特尔中国研究院做了一个项目,但因为内部斗争,他的老板被干掉了,所以他带着一帮人拿着技术出去创业。准备了没多久,老板又回来了,他们也不创业了。
“这说明,如果创业没有原力觉醒,没有非常迫切地感到自己的梦想,那么肯定是不彻底的。这样的创业最好不要发生,发生了也要后悔。”吴甘沙说。
2012年左右,吴甘沙开始了第二次创业,但他认为,这也是一次失败的创业。当时很多中国创业者采取的是C2C模式。比如,美国做出来一个东西,那就拿来改一改,某些地方可能稍微好一点,再卖得稍微便宜一点。“很难说这套模式好还是不好,但当时我们想的是怎么在一个硬件平台上把性能做好,而美国人想的是三年后这个平台是什么样子。创新理念上,他们始终是领先的,是无法复制的。”
“这次创业,就像在机场排队办登机牌,好不容易排到靠前了,突然旁边又开了一个窗口,后面的人全跑过去了,你跑也不是不跑也不是。”吴甘沙说,因为很多国外创业者没法进入中国市场,而中国人又有巨大的市场,直接拷贝过来在当时是一种最快捷的方式。
他开玩笑说,“这种方式对于年轻人来说是最好的,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想到了马上就动。但对于我们这种在大公司里做到一定职务、革命不彻底的人就不适合。”
第三次创业,吴甘沙从英特尔中国研究院彻底“出来了”。因为他看到了中国创新创业的又一次变化。“现在投资人的思路转变了,他们越来越愿意去投那些所谓的硬科技,这种更看重未来的创新。”
吴甘沙的观点得到了济南翼菲科技董事长张赛的认同。张赛是工程师出身,对技术比较崇拜,“我认为有两类技术前景广阔,一是能够切实解决问题的、能够解决现代生活的痛点的,这种技术能成为市场的大趋势。另外一个是黑科技,颠覆性的,比如特斯拉。”
“这种创新不太适合刚毕业的年轻人去做。我们一直说1万小时定律,就是说你在一个领域能够建立你自己的品牌需要1万小时,所谓的1万小时就是一天做8小时,一年300多天,然后做五年,你就能够变成这个领域的专家,建立你个人的品牌,这对太年轻的人可能不太适合。”
众创空间太多
创客不够用了
少数孵化空间倒闭很正常,太多孵化器经营模式大同小异,服务能力一般,这正是当下中国众创空间要解决的症结所在
“中美创客创业大赛,这是第一届,以后还会有很多届,要形成常态,要办得更加国际化,邀请全球创客来参加。”大赛刚结束,邹难就因公赶到美国。电话那头,他这样说。
这两年,创客和众创空间增长飞速。受国家“双创”战略鼓舞,2015年,中国的众创空间及联合办公室蓬勃发展,据克而瑞研究中心的不完全统计,全国各地的众创空间总数已达到1.6万家。仅在2015年一年里,新增孵化器和联合办公空间就达4000多家。2015年,全国各地政府、房产商都开足了马力,进行了“大跃进”式的扩张,在全国各个城市建立大大小小的办公空间。
专门跟踪联合办公趋势的Deskmag网站的公开数据显示,中国在联合办公领域一年间发展的数量已远远超出全球总数。
众创空间多了,带来的后果是“创客不够用了”。周公瑾在选择进驻可可咖啡空间以前,其实有“更诱人”的选择。一家投资机构看重Hiibook的市场前景,提出的注资金额远高于魏锋的条件。然而,已经经历过两次创业失败经历的周公瑾,在与团队伙伴多次商议后,仍然选择了可可咖啡空间。
“有很多人上门希望寻求合作,希望我们搬到他们的众创空间去。”一位在可可咖啡空间的创业者说,“众创空间的数量已经高于创业项目的需求量。很多众创空间根本不知道在做什么。”
“不只看投的钱多少,而更看重众创空间提供的全方位服务,这一方面说明创业者更理性了,另一方面说明,国内众创空间水平参差不齐,在为创业者提供创业训练等服务方面,还有更大进步空间。”魏锋分析。
官方数据显示,仅在上海,2015年新增科技企业孵化器42家、新型孵化器62家、科技创业苗圃备案19家、科技企业加速器1家。截至去年11月底,全市约有450家众创空间,其中科技企业孵化器149家、新型孵化器62家、科技企业加速器14家、科技创业苗圃备案90家、创业服务机构备案200余家,各类孵化器更是增长了近30%。
与此同时,年初,深圳地库孵化器在运营4个月,烧钱100万元后难逃厄运,等待外人接手。
一时间,众创空间的市场前景变得扑朔迷离。有人依旧看好市场的发展,也有人猜测行业将引来“倒闭潮”。
上海孵化协会名誉主席、中国火炬创业导师王荣表示,传统孵化器都有“一亩三分地”,而众创空间往往都是“二房东”。所以众创空间的规模通常比传统孵化器小,需要四处圈地,但是过度扩张后容易造成力不从心、无法管理、服务难到位的现象。加上从业者也往往经验不足,缺乏稳定的构架、规范的管理,容易造成市场混乱。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众创空间发展服务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提出,要鼓励专业细分,加强资本融合。魏锋说,他考察过硅谷、以色列的孵化器,发现绝大部分孵化器都是拿政府补贴的,“我们要做的就是,不能把政府的支持撒了胡椒面,要把扶持真正用在优秀的企业和项目上。众创空间现在是有泡沫的,有些地方一哄而上,很多可能没这个资格。”
上海市金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殷宏赞同魏锋的说法。“在初创阶段,门槛一定要低,给创业企业全方位支持,这个时候就要撒胡椒面,因为我们不知道今天走进门的,是不是乔布斯。到了创业中后期,管委会就要建立各类产业专项支持企业发展,就必须进行点对点的观察和服务。”
中关村天使投资联盟秘书长徐勇表示,少数孵化空间遇到困难或倒闭是很正常的,数千家普通孵化器的经营模式大同小异,增值服务少,服务能力一般,这正是当下我国的众创空间要解决的症结所在。
4月,一场中美创客之间的较量席卷了青岛。两国创客带来了他们的“黑科技”和创新模型,给人们带来了全新的体验。
更深刻的冲击在思想深处。“决赛只用了一天时间,但前期中美两国各四个分赛场的比赛,我们筹备了好几个月。”评委之一、山东大学教授邹难是这场大赛的重要发起人,在他看来,决赛场上的展示只有几分钟,但真正的较量早已发生,且无时无刻不在进行。
不断曝光自己
活下来才是最重要的
要获得投资人青睐,不仅要靠出众的创意,还有很多技巧。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香港人从幼儿园就开始学怎么用PPT,而很多大陆创客大学毕业用起来还不熟练
中美创新创业大赛共有90多个团队参赛,如果路演成功,就能获得投资,这是一些创客报名参赛的初衷。然而在参赛的Hiibook团队看来,这个想法未免“太初级了”。
Hiibook靠技术起家,对于这一点,团队创始人周公瑾、赵沪南颇为自豪。简单来说,这是一个基于邮箱的手机应用,跟其他邮箱APP不同的是,他们不是电脑界面终端的简单复制,而是真正从手机用户使用感受出发,设计了会话模式、主题模式、搜索模式等界面,方便商务沟通；另外,对图片、文档、语音、视频等邮件附件的直接编辑、改动等功能,使得在手机上处理邮件更加方便快捷。另外,这款APP还支持基于邮箱账号的线上会议和大型文件的共享传输,预计在年底还能够支持视频会议。
“它更像是一个装在口袋里的办公室。”周公谨这样形容。路演后,Hiibook项目获得了大赛二等奖。
但对这个团队来说,一等奖还是二等奖,其实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增加曝光度。“真正的创业者都知道,能够活下来才是最重要的。”周公瑾说,他们创业以来,参加过多次路演,如果以路演次数为分母,获得投资的次数为分子,那么得出的数值也太低了一些。但重要的是“曝光”,不断的曝光自己。
一位评委告诉记者,“这其中有些项目在其他路演场合见过,这次也来了,因为评委每次不一样,这次路演的投资人不感兴趣,可能下次能碰到‘知音’。”
要获得投资人的青睐,不仅要靠出众的创意,还有很多技巧。邹难一开始并不看好Hiibook的项目。在上海分赛区的路演中,他就觉得他们讲的太普通了,十五分钟的演讲,并没有太能打动人的点。
“他们可能有好的理念,但没有包装好,有没有经过系统培训是不一样的,在表述上是有差距的。”邹难认为,这点在这次中美创新创业大赛的分赛场、决赛场都能够感受得到。“一个想要拿到投资的人,必须讲清楚自己的商业计划是什么,为什么好,还得有明晰的发展规划。有的团队没有经过系统的培训,在这方面就差一些。”
整个比赛过程中,给邹难印象最深刻的是芝加哥大学分赛场一位11岁的小学生,用PPT展示项目时候侃侃而谈、条理分明,商业计划做得有模有样。
记者曾采访过的一位香港的“创业导师”,对大陆创客的路演技巧颇有微词。“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香港人从幼儿园就开始学怎么用PPT,而很多大陆的创客是大学毕业生,用起来还不熟练。”
而Hiibook之所以能在决赛场上有出色表现,是因为他们近期入驻的可可咖啡空间找到专人辅导周公瑾、赵沪南。邹难认为,对于创客来说,所进驻的众创空间服务极其重要,“因为再好的点子也需要落实、需要展示。”
最重要的文化特质
是对失败的包容
高校输送人才,生产点子,市场引导创新生产,在美国这已是一种成熟的创新生态,而在中国,这样的分工合作尚显“年轻”
作为大赛发起人之一,邹难更看重中美青年创客之间的交流,而非比赛,这从他邀请的嘉宾可见一斑。嘉宾中,有国内资深投资人、上海可可咖啡空间创始人魏锋,前英特尔中国研究院院长吴甘沙,也有美国莱斯大学、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乔治城大学的教授,他们当中大部分人还同时也在创业。
“我们有很多项目支持学生创新创业,其中非常关键的就是领导力研究院。里面包括各种各样的功能区,比方说给学生提供交流的区域,还有他们着手实践的区域,还为他们提供各种课程。我们建立了这样一个生态系统,让学生能够在其中学习如何与人相处,怎样在交流中带来一些积极的变化。”交流中,美国莱斯大学校长David Leebron这样介绍他们的经验。
山东大学信息与工程学院院长、海信研究院院长黄卫平教授介绍的一组数据,让与会者普遍感到震惊——斯坦福大学现在在世的校友创办了1.8万多个企业,产生了1.27万亿美元的收入,如果把这当成一个国家看,其GDP能排到全球的10位到11位。另外一所著名学校麻省理工学院,在世的校友有3.02万个公司,有460万的雇员,创造了1.9万亿美元的收入,其创造的GDP在全球可以排到10位左右。黄卫平以此诠释:技术、创新是可以创造巨大价值的,在这方面,高校有优势,对此,不需要有任何的疑问。
“中国高校现在储备的专利技术其实是很丰厚的。”山东大学教授胡金焱说,山东大学每年大概有150项专利技术,但是真正能变成产业落地的非常少,“可能连5%都不到。原因何在?我最近恰好和一些地市在谈合作,可能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科研人员专注于技术研究,没有想过市场应用；第二是各方面信息的不对称,需要有企业来和大学对接,按需研发。”
胡金焱的想法和芝加哥大学创新中心主任John Flavin的想法不谋而合。高校输送人才,生产点子,而市场则引导创新生产。在美国,这已经是一项成熟的创新生态模式,而在中国,这样的创新生态圈尚显“年轻”。
创业氛围的形成需要时间,美国的创业氛围一开始也不是这样。来自耶鲁大学的血液病理学家Sam G. Katz是一个创业者,他说,“我小时候,参观的是科学博览会,而我的孩子现在参观的是发明博览会。美国有一个非常火的电视节目叫亨利福特的创新之国,孩子们很喜欢看,很多小孩子在里面演示一些创新的电子；成年人看的创新节目也有,叫鲨鱼港,很多创客来路演,会有投资人听取他们的想法,收视率很高。
在美国乔治城大学的华裔教授Shuigen Xiao看来,美国西海岸创业中心的“旋转门”是个非常关键的安排。这扇门开在大公司与初创公司之间,员工看到机会,可以通过这扇门离职创建自己的公司。如果失败,大公司依然非常欢迎他们。大公司的高管普遍认为,这些尝试过的人吸取了经验教训,对公司来说是宝贵财富。就这样,不断有人退出,也不断有新鲜血液加入进来。
“最重要的一个文化特质是,对失败的包容。”Sam G. Katz教授说,社会、国家、舆论对失败的包容,可以让创业者学到更多的经验和教训,很少创业者是一次就成功的。
没有原力觉醒
创业肯定不彻底
政府号召大众创业,但从职业投资人的角度,更需要精英创业。那些在产业里面有着深厚积累,能够洞察透视未来的人,创业成功率比较大
近两年,中国的创业氛围越来越浓了。启赋资本的屠铮在VC行业浸淫11年,他发现这几年投的项目中,负责人越来越年轻。“以前我们投资项目的创始人,不管是技术型还是非技术型的,很少有低于35岁的。但是现在30岁以下的已经占了接近五分之二,我们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很多希望和激情。”
资深投资人魏锋也认为,中国人从来不缺乏创业精神。改革开放以来,八十年代创业基本上靠胆,特别是在体制边缘,有胆就敢创业,也不乏成功的例子。90年代很多靠关系,大家把政治热情转化成对经济、财富的追求。21世纪的创业则基于创新。政府号召大众创业,但从职业投资人的角度来讲,更需要精英创业。那些在产业里面有着深厚积累,能够洞察透视未来的人,创业成功率比较大。
英特尔中国研究院前院长、驭势科技CEO吴甘沙此次担任了中美创客论坛的嘉宾,他用自己的三次创业经历,阐述了这些年中国创业圈的阶段性特征。
他的第一次创业经历带点“玩票”性质。2004年左右,吴甘沙在英特尔中国研究院做了一个项目,但因为内部斗争,他的老板被干掉了,所以他带着一帮人拿着技术出去创业。准备了没多久,老板又回来了,他们也不创业了。
“这说明,如果创业没有原力觉醒,没有非常迫切地感到自己的梦想,那么肯定是不彻底的。这样的创业最好不要发生,发生了也要后悔。”吴甘沙说。
2012年左右,吴甘沙开始了第二次创业,但他认为,这也是一次失败的创业。当时很多中国创业者采取的是C2C模式。比如,美国做出来一个东西,那就拿来改一改,某些地方可能稍微好一点,再卖得稍微便宜一点。“很难说这套模式好还是不好,但当时我们想的是怎么在一个硬件平台上把性能做好,而美国人想的是三年后这个平台是什么样子。创新理念上,他们始终是领先的,是无法复制的。”
“这次创业,就像在机场排队办登机牌,好不容易排到靠前了,突然旁边又开了一个窗口,后面的人全跑过去了,你跑也不是不跑也不是。”吴甘沙说,因为很多国外创业者没法进入中国市场,而中国人又有巨大的市场,直接拷贝过来在当时是一种最快捷的方式。
他开玩笑说,“这种方式对于年轻人来说是最好的,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想到了马上就动。但对于我们这种在大公司里做到一定职务、革命不彻底的人就不适合。”
第三次创业,吴甘沙从英特尔中国研究院彻底“出来了”。因为他看到了中国创新创业的又一次变化。“现在投资人的思路转变了,他们越来越愿意去投那些所谓的硬科技,这种更看重未来的创新。”
吴甘沙的观点得到了济南翼菲科技董事长张赛的认同。张赛是工程师出身,对技术比较崇拜,“我认为有两类技术前景广阔,一是能够切实解决问题的、能够解决现代生活的痛点的,这种技术能成为市场的大趋势。另外一个是黑科技,颠覆性的,比如特斯拉。”
“这种创新不太适合刚毕业的年轻人去做。我们一直说1万小时定律,就是说你在一个领域能够建立你自己的品牌需要1万小时,所谓的1万小时就是一天做8小时,一年300多天,然后做五年,你就能够变成这个领域的专家,建立你个人的品牌,这对太年轻的人可能不太适合。”
众创空间太多
创客不够用了
少数孵化空间倒闭很正常,太多孵化器经营模式大同小异,服务能力一般,这正是当下中国众创空间要解决的症结所在
“中美创客创业大赛,这是第一届,以后还会有很多届,要形成常态,要办得更加国际化,邀请全球创客来参加。”大赛刚结束,邹难就因公赶到美国。电话那头,他这样说。
这两年,创客和众创空间增长飞速。受国家“双创”战略鼓舞,2015年,中国的众创空间及联合办公室蓬勃发展,据克而瑞研究中心的不完全统计,全国各地的众创空间总数已达到1.6万家。仅在2015年一年里,新增孵化器和联合办公空间就达4000多家。2015年,全国各地政府、房产商都开足了马力,进行了“大跃进”式的扩张,在全国各个城市建立大大小小的办公空间。
专门跟踪联合办公趋势的Deskmag网站的公开数据显示,中国在联合办公领域一年间发展的数量已远远超出全球总数。
众创空间多了,带来的后果是“创客不够用了”。周公瑾在选择进驻可可咖啡空间以前,其实有“更诱人”的选择。一家投资机构看重Hiibook的市场前景,提出的注资金额远高于魏锋的条件。然而,已经经历过两次创业失败经历的周公瑾,在与团队伙伴多次商议后,仍然选择了可可咖啡空间。
“有很多人上门希望寻求合作,希望我们搬到他们的众创空间去。”一位在可可咖啡空间的创业者说,“众创空间的数量已经高于创业项目的需求量。很多众创空间根本不知道在做什么。”
“不只看投的钱多少,而更看重众创空间提供的全方位服务,这一方面说明创业者更理性了,另一方面说明,国内众创空间水平参差不齐,在为创业者提供创业训练等服务方面,还有更大进步空间。”魏锋分析。
官方数据显示,仅在上海,2015年新增科技企业孵化器42家、新型孵化器62家、科技创业苗圃备案19家、科技企业加速器1家。截至去年11月底,全市约有450家众创空间,其中科技企业孵化器149家、新型孵化器62家、科技企业加速器14家、科技创业苗圃备案90家、创业服务机构备案200余家,各类孵化器更是增长了近30%。
与此同时,年初,深圳地库孵化器在运营4个月,烧钱100万元后难逃厄运,等待外人接手。
一时间,众创空间的市场前景变得扑朔迷离。有人依旧看好市场的发展,也有人猜测行业将引来“倒闭潮”。
上海孵化协会名誉主席、中国火炬创业导师王荣表示,传统孵化器都有“一亩三分地”,而众创空间往往都是“二房东”。所以众创空间的规模通常比传统孵化器小,需要四处圈地,但是过度扩张后容易造成力不从心、无法管理、服务难到位的现象。加上从业者也往往经验不足,缺乏稳定的构架、规范的管理,容易造成市场混乱。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众创空间发展服务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提出,要鼓励专业细分,加强资本融合。魏锋说,他考察过硅谷、以色列的孵化器,发现绝大部分孵化器都是拿政府补贴的,“我们要做的就是,不能把政府的支持撒了胡椒面,要把扶持真正用在优秀的企业和项目上。众创空间现在是有泡沫的,有些地方一哄而上,很多可能没这个资格。”
上海市金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殷宏赞同魏锋的说法。“在初创阶段,门槛一定要低,给创业企业全方位支持,这个时候就要撒胡椒面,因为我们不知道今天走进门的,是不是乔布斯。到了创业中后期,管委会就要建立各类产业专项支持企业发展,就必须进行点对点的观察和服务。”
中关村天使投资联盟秘书长徐勇表示,少数孵化空间遇到困难或倒闭是很正常的,数千家普通孵化器的经营模式大同小异,增值服务少,服务能力一般,这正是当下我国的众创空间要解决的症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