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2月13日,《大众日报》在重要位置,以《在我军事压力政治攻势下鲁南千余日军向我缴械》为题,对鲁南铁道大队受降日军作了报道。在中国抗日战争历史上,这是唯一一起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抗日武装接受日军投降。
鲁南铁道大队受降千余日军
2015-08-26
张环泽
来源：
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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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列队向铁道游击队投降 |
□ 本报记者 张环泽
本报通讯员 张皓 万照广
血洗洋行、飞车搞机枪……鲁南铁道大队(铁道游击队)的故事,人们耳熟能详。但是,这支由铁路工人、农民、小摊贩、矿工和流浪者组成的非正规部队,斗智斗勇,以王者之师迫降千余日军的故事,却鲜为人知。在中国抗日战争历史上,这是唯一一起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抗日武装接受日军投降。
8月上旬,记者在枣庄、薛城翻寻尘封的档案,采访健在的游击队员和知情者,真实还原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日军拒绝向铁道大队投降
1945年8月10日,日本向同盟国发布乞降照会。同日,朱德总司令发布延安总部第一号命令:各解放区向日伪军发布最后通牒,要求其投降。
8月18日,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给日军下令,只能向国民党军队投降,对其他武装,则应坚决拒绝,必要时“毫不踌躇地行使自卫的武力”。
10月11日,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出七道命令,要求各解放区抗日军队向被我包围的日军发出通牒,限期投降,对拒不投降之敌,坚决予以歼灭。
鲁南铁道大队研究专家、枣庄市薛城区委宣传部副部长范祥广介绍,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国民党指定津浦路的日军,北段的到济南集结,南段的到徐州集结,去向国民党军队投降。因此,枣庄、临城(今薛城)一带的日军试图沿津浦线南下徐州,再转至连云港登船回国。日军接到的命令是向国民党军队投降,所以并不愿意向铁道大队投降。
歼灭伪军扫障碍
据铁道大队侦察兵张书太回忆,在沙沟车站东北一里多路的沙沟街上,还驻着伪军一个团,他们同国民党陈大庆部暗中勾结,接受了蒋介石“维持地方治安”的命令,等待国军前来改编,也不肯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并强拆民房,加固工事,作殊死抵抗。
为了迫使集结在沙沟车站的日军向铁道大队缴械,鲁南军区决定先消灭沙沟街里的伪军。但又估计日军可能插手,为此,军区决定派铁道大队队长刘金山(小说《铁道游击队》刘洪人物原型之一)前去沙沟车站同日军铁甲列车大队队长太田谈判。
刘金山和通讯员小王来到沙沟车站。在太田办公室,刘金山将鲁南军区司令部的信交给太田。太田看完后,用比较流利的汉语说:“尊敬的刘大队长,天皇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我们绝对地服从,你有什么吩咐,请当面指教。”刘金山义正辞言地说:“我们鲁南军区奉延安总部命令,要你们向我军缴械投降!”太田为难地摊开双手:“我们是战败国,应当向贵军投降。可是你们中国还有国民政府,还有国军。陈大庆的部队要我们到徐州去缴械,我们服从谁的?”
刘金山霍地站起身来,虎着脸说:“你在鲁南几年了?国民党军队跟你们打过仗吗?你打过陈大庆的部队吗?你们在这里专门跟我们铁道大队打仗,是我们战胜了你们,你们应向我军缴械!”
太田低下头无言以对,吞吞吐吐地说:“沙沟街上的‘和平军’(伪军)在监视着我们,你们若能让他们缴械,我们随后就向你们飞虎队投降。”
“行,一言为定!”刘金山笑着说。
“可是他们不肯投降,”太田苦笑着说,“那么我们就不敢从命了。”
“他们是汉奸军队,我们可以消灭他们!”刘金山严肃地说,“我们打沙沟街里的伪军,你们可不要插手。你们如果插手,或者庇护他们,我们就把你们一起消灭!”
太田点头说:“我们一定不插手,也不庇护他们。但贵军不会打完他们再打我们吧?”
“只要你们缴械投降,我军绝对不会打你们。”刘金山拍着胸脯说,“我说话绝对负责。”
经过谈判,太田同意不插手,但要刘金山留在车站担保。刘金山为了瓦解分化敌人,促使日军尽快投降,欣然答应了太田的要求,自己留下来,派小王回部队向首长汇报。
夜里,沟沟街上响起了激烈的枪声和爆炸声。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战斗,俘获了伪军百余人,并占领了沙沟街。
艰难冗长的谈判
沙沟街战斗结束的第二天,铁道大队就准备与日军谈判缴械投降的问题。姬庄的伪保长姬茂喜与沙沟车站站长黑木关系不错,游击队就让他找到黑木,去给驻沙沟、姬庄的日军送信,说铁道大队要与他们谈判缴械投降的问题。黑木回来后说日军同意谈判,地点就在沙沟车站。
刚刚接任铁道大队政委、年仅23岁的郑惕和30岁的大队长刘金山,代表铁道大队去沙沟车站谈判。刘金山在回忆录中记述了谈判过程。
日方参加谈判的代表有临城的地方军代表,也有姬庄的野战军代表。谈判中,日军口头上表示愿意投降,但又提出了许多困难,说他们的司令官冈村宁次有命令,让他们不要向八路军、共产党投降,他们必须向中国现在的国民政府、国民党交枪。
郑惕随即驳斥他们说:“冈村宁次是战犯,现在要对他进行审判,你们不应该再听战犯的命令了。向附近抗日武装缴出武器,这也是波茨坦宣言的规定。不就地投降,就是拒绝投降,我们依然可以把你们当作敌人消灭。你们现在的任务是怎样才能配合你们的士兵安全回家,不要再作无谓的牺牲了。”日军代表无可辩驳,只好说:“我们得服从命令。”
郑惕和刘金山见一时难以说服他们缴械投降,最后以不容置疑的口气对日军谈判代表说:“你们不要再抱任何幻想了,你们已经处于我们的包围之中,如果你们不主动缴械投降,我们就要消灭你们,沙沟街的伪军就是例子。请认真考虑我军的告诫。”
第二天上午双方继续谈判,这一次日军松口了,表示只要铁道大队同意放他们北去济南集结,他们愿意交出部分轻武器。郑惕拒绝了:“不行!你们必须全部缴械,才能放你们走。”谈判又僵持了一段时间,仍无结果,就停了下来。
接下来,郑惕由姬茂喜牵线搭桥,在姬庄村村民殷宪永的家里继续与日军谈判。这次日军代表是临城铁道警务大队的特务小林和一名日军大佐。
据郑惕回忆,这次谈判比沙沟谈判正规多了。堂屋门口地面上铺着一块白布,一部分日军卫兵换上餐厅里炊事员的白褂、白帽、白手套,拿出他们事先带来的一套炊事用具,放在白布上,点燃气炉子,一边烧咖啡,一边做点心。
谈判内容还是老一套,郑惕开门见山:临城内的日军必须全部缴械,才能离开!
日军大佐没有反对,只是反复解释说:“我没有办法,只能听从上级的命令。如果我们向你们缴械,也只能交一部分武器。”他问道:“如果我们现在把武器全部交给你们,我们怎么回日本?”郑惕回答说:“你们缴械之后我们负责遣返。”他又问:“你们打算怎样遣返?”郑惕说:“我们把你们送到大连,由大连派船送到日本去。”他问:“大连是否仍被苏军占领着?”郑惕说:“是,我们可以通过大连的苏军将你们送回日本。”日军大佐不同意这种遣返方式。因达不成协议,谈判持续了大约一个多小时就结束了,桌上摆的点心、咖啡,没人动一口。
此后,铁道大队跟小林谈了一个多星期,明确告诉他,不缴械就不可能放他们走。为此,郑惕还专门带着小林到铁路以西的村庄转了一圈。这时候新四军七师的部队和鲁南八路军的部队,几乎住满了津浦铁路两侧的村庄。小林明白,他们插翅也不可能逃出去。
郑惕通过与小林长时间接触,了解到他是日军铁甲大队队长太田的表弟,也是早稻田大学同学。通过做工作,小林的思想在转变。
郑惕带小林到鲁南军区指挥部参观,晚上一块就餐。喝多了酒,小林就留在军区过夜。他们两人被安排睡在一张床上,当时小林没带枪,郑惕带了一把手枪。临睡前,郑惕当着小林的面把枪里的子弹都退了出来,然后才把枪放在自己枕头底下。他们彻夜长谈,小林忏悔说:“我犯了罪,当了特务,对不起中国人民。”他表示,谈判结束后,到延安去找野板参三(在华日人反战同盟领袖)参加革命。郑惕见小林思想有了很大转变,就让他做太田的工作,早日交出武器,回日本与亲人团聚。小林答应做太田和警备大队长的工作。
毁路堵截逃窜日军
就在郑惕准备带小林从鲁南军区指挥部返回驻地的时候,张书太送信说:临城的日军乘铁甲车逃跑了。
闻讯后,郑惕火冒三丈:“小林你不讲信用,你想用谈判拖住我们,然后趁机逃跑,那只能是死路一条!”
小林辩解说:“太田的行动我确实不知道,我要马上去问情况。”郑惕将自己骑的马借给小林,小林骑上马就去找太田了。
刘金山获悉日军乘一列14节车皮的铁甲列车偷偷溜出临城,往南逃窜的信息后,率领铁道大队将前面的铁路拆除,后面的铁路炸毁,将日军困在了沙沟车站。
11月30日早上,郑惕赶到了沙沟车站。铁道大队已经将铁甲车包围起来。这辆铁甲车上有日军警备大队和铁甲列车大队1000余人,还有部分日本侨民、商人,约2000余人。
由于害怕铁道大队炸毁列车,日军将部队撤到铁路西侧,构筑起简易的工事,用铁丝网拉起了2000平方米的临时宿营地,东侧以列车为屏障,凭借列车上的火力,负隅顽抗,伺机逃跑。
铁道大队分三组,分别从东、西、北三个方向监视日军动向,并派人到鲁南军区请示,司令员张光中说:“不要打,日本已经投降,他们跑不了。为几支枪造成我们部队的一些伤亡不值得。可以通过谈判让他们把武器交出来”。
张光中还拿出几份印好的鲁南军区向日军发出限期缴枪投降的“最后通牒”,让铁道大队立即派人送到日军长官那里。
送“最后通牒”
刘金山、郑惕接到张光中的指示后,把15岁的张书太叫到驻郭家洼村的大队部。刘金山说:“小张,我们研究决定,派你去把鲁南军区要求日军限期投降的‘最后通牒’送到铁甲列车上去。”
张书太回忆道:当时自己领了“最后通牒”从大队部出来,感觉身上穿得有点寒酸:我们是胜利者,日军是失败者,胜利者到失败者那里去,应该穿得精神些。于是向短枪队的张存友借了一顶毡帽戴在头上,向警卫员朱其洪借了一条牛皮腰带束在腰上,又洗干净了脸,这才满意地朝铁甲列车走去。
当他走到离日军设置的铁丝网还有十几米远时,忽然从掩体里窜出几个持枪的日本哨兵:“小孩,什么的干活?”张书太并不害怕,笑嘻嘻地回答:“我要见大太君的干活。”说完就往里闯,一个大个子日本兵以为是村里的小孩,乘其不备,一个扫堂腿把他摔倒在地。张书太一个鹞子翻身爬起来,骂道:“巴格牙鲁!我是八路军飞虎队的干活。”他倏地从怀里掏出“最后通牒”,在日本兵面前晃了晃:我要见你们大太君。
摔他的那个日本兵领着张书太登上铁甲车,指着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对他说:“这是我们的大太君,铁甲列车大队长太田。”张书太把“最后通牒”交给太田,等他看完后,再三敦促说:“你们要快快答复,否则,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太田当场表示:“我的快快地。”随即,他和另外几名军官叽咕一阵之后,走到张书太身边说:“我的谈判代表,统统地跟你一起开路。”
日军推三阻四拖延
日军派出太田和日军铁道警备大队队长小林两个谈判代表,还带了一个排的卫队,跟着张书太来到姬庄。郑惕见日军的谈判代表带了卫队,就让张书太通知日军,双方谈判代表不准带卫队和武器进入谈判场所。日军只好把指挥刀取下,卫队也退回到村外,只留下两名士兵作为日方服务人员。
谈判地点仍在村民殷宪永家的堂屋里。我方参加谈判的有郑惕、长枪中队指导员李德福和会讲日语的黄友贤以及日本反战同盟士兵田村申树。
田村申树用日语宣读了“最后通牒”全文。日军代表认为无法接受,八路军不能代表中国政府,无法直接遣返他们回国,他们交了武器,在徐州见到他们的大太君无法交待。郑惕驳斥了日军的荒谬论调:“你们现在所占领的那点地盘,我们不用军队,光用大炮就给轰平了。我们是从人道主义出发,才和你们谈的,你们还有什么理由跟我们讨价还价?”日军代表意识到八路军消灭他们易如反掌,再也硬不起来,只好哀求说:“请贵军谅解我们的难处,我们可以把全部重武器和部分轻武器交给贵军,请放我们去徐州,然后将另一部分武器交给国民党军队,以便让他们派轮船送我们回国”。
谈判持续了几个小时,仍没有结果,最后日军代表表示,如果让他们全部缴械,必须见更大的太君。显然,他们对铁道大队不信任。郑惕说,可以考虑日军代表的意见,下午给他们答复。
铁道大队把日军代表的意见向张光中作了汇报,张光中同意见见他们。下午4点左右,张光中带了一个骑兵班来到铁道大队驻地,传达了津浦战役前线总指挥陈毅司令员的指示:抓紧时间处理这批日军,以免影响大局。
张光中来到谈判地点,会见了双方代表。他对日军代表严厉指出:“我军谈判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你们必须把全部武器无条件地交给与你们在这里打了7年仗的铁道大队,因为我们胜利了,你们失败了。如果你们仍执迷不悟,我军将用武力解决。至于你们的遣返问题,铁道大队可以给你们开路条,让你们到徐州集结,由国民党政府统一遣返。”
张光中讲完就带着骑兵班走了。太田再也没有理由推三阻四,只得表示同意交出全部武器,但具体事项明日再谈,他们还要回去再研究一下。郑惕看天色已经很晚,就说:“希望你们对自己士兵的生命负责,这周围都是我们的主力部队,你们要想耍滑头,决没有好下场!”
第二天上午谈判开始后,太田又想出新花招,说什么为了自卫,日军士兵应当留下刺刀,军官留下指挥刀,作为防身之用。我方代表回答说,刺刀也不能留下,你们的安全问题由我们负责,我们给你们开出通行路条,保证不会有人再打你们。双方最后商定了受降时间、地点和受降方式。
今年85岁的李洪杰是铁道游击队年龄最小的队员,现居住在薛城区常庄镇渐庄村。他向记者回忆了当晚目睹到的情景:“我是卫生员,平时主要在大队部。日军投降的前一天晚上,突然看到政委郑惕带着一名日军指挥官走了进来。我赶忙站起来,趴到院子围墙的一角静静地看着。事后我问懂日本话的队友,鬼子说了什么。他告诉我,鬼子说你们游击队是在铁道上战斗的,我们也是在铁道上战斗的,但我们最后败给了你们,我们向你们投降。”
日军向铁道大队缴械投降
受降时间为1945年12月1日下午4点,地点沙沟车站。
沙沟车站距离临城火车站有5公里,是当时津浦铁路一个货运站。6月24日,记者看到车站依然存在,房屋是在当时的地基上建起来的。现在沙沟车站不再是个货运站,成为京沪线上济南铁路公司一个养路工区,负责日常维修线路。
受降地点在车站旁、京沪铁路路西的开阔地上。这个被当地村民称为红石岭的沙土地,现在长满了绿油油的玉米。
“受降时间应该是在下午4点左右,地点就是在沙沟车站西边的一片开阔的庄稼地里!”回忆起受降的具体情况,今年92岁的铁道游击队老队员李德福一脸的兴奋。
张光中担心日军临时变卦或者节外生枝,就从军区警卫营抽调了两个连的部队,化装成铁道大队队员前去助威。
不出所料,太田走到刘金山面前,冷笑一声:“大队长,我的枪可只缴铁的(铁道大队),只缴给刘的(刘金山),不缴给别的部队,也不给别人。”
太田的意思很明显,他知道铁道大队人数不多,今天很可能有正规的八路军或新四军来协助受降,所以限定只向铁道大队投降,企图打乱我军受降计划,拖延缴械时间。
原来国民党顽军陈大庆部下昨晚派人到沙沟车站,要太田拒绝向铁道大队投降。太田在跟顽军商量一夜之后,终于想出了上面那个无理的计策。这样既不得罪刘金山,也能使铁道大队在当天举行不了受降仪式,好在夜间寻机逃往徐州。
刘金山哈哈大笑,拍了拍太田的肩膀:“我说的话绝对负责,你看,我们铁道大队的人马开过来了。”太田顺着刘金山手指的方向一看,只见约有一个营的队伍,身穿灰粗布军服,全副武装向沙沟车站行进。这些战士的军帽上没有小纽扣,胳膊上没有袖章,不像八路军,也不像新四军。
只有100多人的铁道大队一下子来了300多人,太田虽然怀疑,但并不知道有鲁南军区战士加入,计划再一次落空,只好接受投降方案。
下午4时许,受降开始。铁道大队政委郑惕、大队长刘金山、副大队长王志胜,日军铁甲车大队长太田和铁道警备大队长小林站在受降场地的一条公路上,日军其他部队和家属孩子在2里路之外一个地方站着。
“一听说鬼子要投降,好多人都去看了。当时的投降有一整套完整的程序,首先由太田和小林分别把自己的指挥刀交给郑惕和刘金山,然后日军一个小队一个小队前来缴枪。一个小队排着队走来之后,先向铁道大队领导人三鞠躬,再退后三步走,再把枪放在地上摆好,再后退三步排队回去,然后再来一个小队。就这样,来来往往,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拂晓,日军才把武器缴完。”回忆起受降场景,现年89岁、定居在宁波的铁道游击队老队员郑君伦给记者演示了日军投降的狼狈状和窘态。
据统计,日军投降时共缴出山炮2门、重机枪8挺、轻机枪130多挺、步枪1900多支、70多架照相机、手枪数十箱、子弹百余箱。
受降仪式结束后,铁道大队的战士们非常兴奋,大家可劲地摆弄缴获的日军大炮、机枪。他们用20多辆牛车,花了两天才把这些武器全部运到鲁南军区司令部。
日军缴完武器,铁道大队给他们开了路条,他们便沿着津浦铁路步行向徐州走去。
记者发现,1945年12月13日出版的《大众日报》,在重要位置,以《在我军事压力政治攻势下鲁南千余日军向我缴械》为题,对鲁南铁道大队受降日军作了报道。
在薛城区档案馆,记者看到那把代表日军投降的指挥刀已经生锈,无言地诉说着那段峥嵘的历史:鲁南铁道大队在铁路线上与日军周旋了7年,对日作战300余次,消灭日伪军5000余人,缴获各种轻重武器3500多件、子弹50余箱、各种物资2000余吨。7年艰苦卓绝斗争,铁道大队也付出了巨大代价,政委文立正、张鸿仪,大队长洪振海(小说《铁道游击队》刘洪原型之一),副大队长赵连友、赵永泉等150人献出了生命,130人负伤。
本报通讯员 张皓 万照广
血洗洋行、飞车搞机枪……鲁南铁道大队(铁道游击队)的故事,人们耳熟能详。但是,这支由铁路工人、农民、小摊贩、矿工和流浪者组成的非正规部队,斗智斗勇,以王者之师迫降千余日军的故事,却鲜为人知。在中国抗日战争历史上,这是唯一一起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抗日武装接受日军投降。
8月上旬,记者在枣庄、薛城翻寻尘封的档案,采访健在的游击队员和知情者,真实还原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日军拒绝向铁道大队投降
1945年8月10日,日本向同盟国发布乞降照会。同日,朱德总司令发布延安总部第一号命令:各解放区向日伪军发布最后通牒,要求其投降。
8月18日,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给日军下令,只能向国民党军队投降,对其他武装,则应坚决拒绝,必要时“毫不踌躇地行使自卫的武力”。
10月11日,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出七道命令,要求各解放区抗日军队向被我包围的日军发出通牒,限期投降,对拒不投降之敌,坚决予以歼灭。
鲁南铁道大队研究专家、枣庄市薛城区委宣传部副部长范祥广介绍,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国民党指定津浦路的日军,北段的到济南集结,南段的到徐州集结,去向国民党军队投降。因此,枣庄、临城(今薛城)一带的日军试图沿津浦线南下徐州,再转至连云港登船回国。日军接到的命令是向国民党军队投降,所以并不愿意向铁道大队投降。
歼灭伪军扫障碍
据铁道大队侦察兵张书太回忆,在沙沟车站东北一里多路的沙沟街上,还驻着伪军一个团,他们同国民党陈大庆部暗中勾结,接受了蒋介石“维持地方治安”的命令,等待国军前来改编,也不肯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并强拆民房,加固工事,作殊死抵抗。
为了迫使集结在沙沟车站的日军向铁道大队缴械,鲁南军区决定先消灭沙沟街里的伪军。但又估计日军可能插手,为此,军区决定派铁道大队队长刘金山(小说《铁道游击队》刘洪人物原型之一)前去沙沟车站同日军铁甲列车大队队长太田谈判。
刘金山和通讯员小王来到沙沟车站。在太田办公室,刘金山将鲁南军区司令部的信交给太田。太田看完后,用比较流利的汉语说:“尊敬的刘大队长,天皇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我们绝对地服从,你有什么吩咐,请当面指教。”刘金山义正辞言地说:“我们鲁南军区奉延安总部命令,要你们向我军缴械投降!”太田为难地摊开双手:“我们是战败国,应当向贵军投降。可是你们中国还有国民政府,还有国军。陈大庆的部队要我们到徐州去缴械,我们服从谁的?”
刘金山霍地站起身来,虎着脸说:“你在鲁南几年了?国民党军队跟你们打过仗吗?你打过陈大庆的部队吗?你们在这里专门跟我们铁道大队打仗,是我们战胜了你们,你们应向我军缴械!”
太田低下头无言以对,吞吞吐吐地说:“沙沟街上的‘和平军’(伪军)在监视着我们,你们若能让他们缴械,我们随后就向你们飞虎队投降。”
“行,一言为定!”刘金山笑着说。
“可是他们不肯投降,”太田苦笑着说,“那么我们就不敢从命了。”
“他们是汉奸军队,我们可以消灭他们!”刘金山严肃地说,“我们打沙沟街里的伪军,你们可不要插手。你们如果插手,或者庇护他们,我们就把你们一起消灭!”
太田点头说:“我们一定不插手,也不庇护他们。但贵军不会打完他们再打我们吧?”
“只要你们缴械投降,我军绝对不会打你们。”刘金山拍着胸脯说,“我说话绝对负责。”
经过谈判,太田同意不插手,但要刘金山留在车站担保。刘金山为了瓦解分化敌人,促使日军尽快投降,欣然答应了太田的要求,自己留下来,派小王回部队向首长汇报。
夜里,沟沟街上响起了激烈的枪声和爆炸声。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战斗,俘获了伪军百余人,并占领了沙沟街。
艰难冗长的谈判
沙沟街战斗结束的第二天,铁道大队就准备与日军谈判缴械投降的问题。姬庄的伪保长姬茂喜与沙沟车站站长黑木关系不错,游击队就让他找到黑木,去给驻沙沟、姬庄的日军送信,说铁道大队要与他们谈判缴械投降的问题。黑木回来后说日军同意谈判,地点就在沙沟车站。
刚刚接任铁道大队政委、年仅23岁的郑惕和30岁的大队长刘金山,代表铁道大队去沙沟车站谈判。刘金山在回忆录中记述了谈判过程。
日方参加谈判的代表有临城的地方军代表,也有姬庄的野战军代表。谈判中,日军口头上表示愿意投降,但又提出了许多困难,说他们的司令官冈村宁次有命令,让他们不要向八路军、共产党投降,他们必须向中国现在的国民政府、国民党交枪。
郑惕随即驳斥他们说:“冈村宁次是战犯,现在要对他进行审判,你们不应该再听战犯的命令了。向附近抗日武装缴出武器,这也是波茨坦宣言的规定。不就地投降,就是拒绝投降,我们依然可以把你们当作敌人消灭。你们现在的任务是怎样才能配合你们的士兵安全回家,不要再作无谓的牺牲了。”日军代表无可辩驳,只好说:“我们得服从命令。”
郑惕和刘金山见一时难以说服他们缴械投降,最后以不容置疑的口气对日军谈判代表说:“你们不要再抱任何幻想了,你们已经处于我们的包围之中,如果你们不主动缴械投降,我们就要消灭你们,沙沟街的伪军就是例子。请认真考虑我军的告诫。”
第二天上午双方继续谈判,这一次日军松口了,表示只要铁道大队同意放他们北去济南集结,他们愿意交出部分轻武器。郑惕拒绝了:“不行!你们必须全部缴械,才能放你们走。”谈判又僵持了一段时间,仍无结果,就停了下来。
接下来,郑惕由姬茂喜牵线搭桥,在姬庄村村民殷宪永的家里继续与日军谈判。这次日军代表是临城铁道警务大队的特务小林和一名日军大佐。
据郑惕回忆,这次谈判比沙沟谈判正规多了。堂屋门口地面上铺着一块白布,一部分日军卫兵换上餐厅里炊事员的白褂、白帽、白手套,拿出他们事先带来的一套炊事用具,放在白布上,点燃气炉子,一边烧咖啡,一边做点心。
谈判内容还是老一套,郑惕开门见山:临城内的日军必须全部缴械,才能离开!
日军大佐没有反对,只是反复解释说:“我没有办法,只能听从上级的命令。如果我们向你们缴械,也只能交一部分武器。”他问道:“如果我们现在把武器全部交给你们,我们怎么回日本?”郑惕回答说:“你们缴械之后我们负责遣返。”他又问:“你们打算怎样遣返?”郑惕说:“我们把你们送到大连,由大连派船送到日本去。”他问:“大连是否仍被苏军占领着?”郑惕说:“是,我们可以通过大连的苏军将你们送回日本。”日军大佐不同意这种遣返方式。因达不成协议,谈判持续了大约一个多小时就结束了,桌上摆的点心、咖啡,没人动一口。
此后,铁道大队跟小林谈了一个多星期,明确告诉他,不缴械就不可能放他们走。为此,郑惕还专门带着小林到铁路以西的村庄转了一圈。这时候新四军七师的部队和鲁南八路军的部队,几乎住满了津浦铁路两侧的村庄。小林明白,他们插翅也不可能逃出去。
郑惕通过与小林长时间接触,了解到他是日军铁甲大队队长太田的表弟,也是早稻田大学同学。通过做工作,小林的思想在转变。
郑惕带小林到鲁南军区指挥部参观,晚上一块就餐。喝多了酒,小林就留在军区过夜。他们两人被安排睡在一张床上,当时小林没带枪,郑惕带了一把手枪。临睡前,郑惕当着小林的面把枪里的子弹都退了出来,然后才把枪放在自己枕头底下。他们彻夜长谈,小林忏悔说:“我犯了罪,当了特务,对不起中国人民。”他表示,谈判结束后,到延安去找野板参三(在华日人反战同盟领袖)参加革命。郑惕见小林思想有了很大转变,就让他做太田的工作,早日交出武器,回日本与亲人团聚。小林答应做太田和警备大队长的工作。
毁路堵截逃窜日军
就在郑惕准备带小林从鲁南军区指挥部返回驻地的时候,张书太送信说:临城的日军乘铁甲车逃跑了。
闻讯后,郑惕火冒三丈:“小林你不讲信用,你想用谈判拖住我们,然后趁机逃跑,那只能是死路一条!”
小林辩解说:“太田的行动我确实不知道,我要马上去问情况。”郑惕将自己骑的马借给小林,小林骑上马就去找太田了。
刘金山获悉日军乘一列14节车皮的铁甲列车偷偷溜出临城,往南逃窜的信息后,率领铁道大队将前面的铁路拆除,后面的铁路炸毁,将日军困在了沙沟车站。
11月30日早上,郑惕赶到了沙沟车站。铁道大队已经将铁甲车包围起来。这辆铁甲车上有日军警备大队和铁甲列车大队1000余人,还有部分日本侨民、商人,约2000余人。
由于害怕铁道大队炸毁列车,日军将部队撤到铁路西侧,构筑起简易的工事,用铁丝网拉起了2000平方米的临时宿营地,东侧以列车为屏障,凭借列车上的火力,负隅顽抗,伺机逃跑。
铁道大队分三组,分别从东、西、北三个方向监视日军动向,并派人到鲁南军区请示,司令员张光中说:“不要打,日本已经投降,他们跑不了。为几支枪造成我们部队的一些伤亡不值得。可以通过谈判让他们把武器交出来”。
张光中还拿出几份印好的鲁南军区向日军发出限期缴枪投降的“最后通牒”,让铁道大队立即派人送到日军长官那里。
送“最后通牒”
刘金山、郑惕接到张光中的指示后,把15岁的张书太叫到驻郭家洼村的大队部。刘金山说:“小张,我们研究决定,派你去把鲁南军区要求日军限期投降的‘最后通牒’送到铁甲列车上去。”
张书太回忆道:当时自己领了“最后通牒”从大队部出来,感觉身上穿得有点寒酸:我们是胜利者,日军是失败者,胜利者到失败者那里去,应该穿得精神些。于是向短枪队的张存友借了一顶毡帽戴在头上,向警卫员朱其洪借了一条牛皮腰带束在腰上,又洗干净了脸,这才满意地朝铁甲列车走去。
当他走到离日军设置的铁丝网还有十几米远时,忽然从掩体里窜出几个持枪的日本哨兵:“小孩,什么的干活?”张书太并不害怕,笑嘻嘻地回答:“我要见大太君的干活。”说完就往里闯,一个大个子日本兵以为是村里的小孩,乘其不备,一个扫堂腿把他摔倒在地。张书太一个鹞子翻身爬起来,骂道:“巴格牙鲁!我是八路军飞虎队的干活。”他倏地从怀里掏出“最后通牒”,在日本兵面前晃了晃:我要见你们大太君。
摔他的那个日本兵领着张书太登上铁甲车,指着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对他说:“这是我们的大太君,铁甲列车大队长太田。”张书太把“最后通牒”交给太田,等他看完后,再三敦促说:“你们要快快答复,否则,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太田当场表示:“我的快快地。”随即,他和另外几名军官叽咕一阵之后,走到张书太身边说:“我的谈判代表,统统地跟你一起开路。”
日军推三阻四拖延
日军派出太田和日军铁道警备大队队长小林两个谈判代表,还带了一个排的卫队,跟着张书太来到姬庄。郑惕见日军的谈判代表带了卫队,就让张书太通知日军,双方谈判代表不准带卫队和武器进入谈判场所。日军只好把指挥刀取下,卫队也退回到村外,只留下两名士兵作为日方服务人员。
谈判地点仍在村民殷宪永家的堂屋里。我方参加谈判的有郑惕、长枪中队指导员李德福和会讲日语的黄友贤以及日本反战同盟士兵田村申树。
田村申树用日语宣读了“最后通牒”全文。日军代表认为无法接受,八路军不能代表中国政府,无法直接遣返他们回国,他们交了武器,在徐州见到他们的大太君无法交待。郑惕驳斥了日军的荒谬论调:“你们现在所占领的那点地盘,我们不用军队,光用大炮就给轰平了。我们是从人道主义出发,才和你们谈的,你们还有什么理由跟我们讨价还价?”日军代表意识到八路军消灭他们易如反掌,再也硬不起来,只好哀求说:“请贵军谅解我们的难处,我们可以把全部重武器和部分轻武器交给贵军,请放我们去徐州,然后将另一部分武器交给国民党军队,以便让他们派轮船送我们回国”。
谈判持续了几个小时,仍没有结果,最后日军代表表示,如果让他们全部缴械,必须见更大的太君。显然,他们对铁道大队不信任。郑惕说,可以考虑日军代表的意见,下午给他们答复。
铁道大队把日军代表的意见向张光中作了汇报,张光中同意见见他们。下午4点左右,张光中带了一个骑兵班来到铁道大队驻地,传达了津浦战役前线总指挥陈毅司令员的指示:抓紧时间处理这批日军,以免影响大局。
张光中来到谈判地点,会见了双方代表。他对日军代表严厉指出:“我军谈判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你们必须把全部武器无条件地交给与你们在这里打了7年仗的铁道大队,因为我们胜利了,你们失败了。如果你们仍执迷不悟,我军将用武力解决。至于你们的遣返问题,铁道大队可以给你们开路条,让你们到徐州集结,由国民党政府统一遣返。”
张光中讲完就带着骑兵班走了。太田再也没有理由推三阻四,只得表示同意交出全部武器,但具体事项明日再谈,他们还要回去再研究一下。郑惕看天色已经很晚,就说:“希望你们对自己士兵的生命负责,这周围都是我们的主力部队,你们要想耍滑头,决没有好下场!”
第二天上午谈判开始后,太田又想出新花招,说什么为了自卫,日军士兵应当留下刺刀,军官留下指挥刀,作为防身之用。我方代表回答说,刺刀也不能留下,你们的安全问题由我们负责,我们给你们开出通行路条,保证不会有人再打你们。双方最后商定了受降时间、地点和受降方式。
今年85岁的李洪杰是铁道游击队年龄最小的队员,现居住在薛城区常庄镇渐庄村。他向记者回忆了当晚目睹到的情景:“我是卫生员,平时主要在大队部。日军投降的前一天晚上,突然看到政委郑惕带着一名日军指挥官走了进来。我赶忙站起来,趴到院子围墙的一角静静地看着。事后我问懂日本话的队友,鬼子说了什么。他告诉我,鬼子说你们游击队是在铁道上战斗的,我们也是在铁道上战斗的,但我们最后败给了你们,我们向你们投降。”
日军向铁道大队缴械投降
受降时间为1945年12月1日下午4点,地点沙沟车站。
沙沟车站距离临城火车站有5公里,是当时津浦铁路一个货运站。6月24日,记者看到车站依然存在,房屋是在当时的地基上建起来的。现在沙沟车站不再是个货运站,成为京沪线上济南铁路公司一个养路工区,负责日常维修线路。
受降地点在车站旁、京沪铁路路西的开阔地上。这个被当地村民称为红石岭的沙土地,现在长满了绿油油的玉米。
“受降时间应该是在下午4点左右,地点就是在沙沟车站西边的一片开阔的庄稼地里!”回忆起受降的具体情况,今年92岁的铁道游击队老队员李德福一脸的兴奋。
张光中担心日军临时变卦或者节外生枝,就从军区警卫营抽调了两个连的部队,化装成铁道大队队员前去助威。
不出所料,太田走到刘金山面前,冷笑一声:“大队长,我的枪可只缴铁的(铁道大队),只缴给刘的(刘金山),不缴给别的部队,也不给别人。”
太田的意思很明显,他知道铁道大队人数不多,今天很可能有正规的八路军或新四军来协助受降,所以限定只向铁道大队投降,企图打乱我军受降计划,拖延缴械时间。
原来国民党顽军陈大庆部下昨晚派人到沙沟车站,要太田拒绝向铁道大队投降。太田在跟顽军商量一夜之后,终于想出了上面那个无理的计策。这样既不得罪刘金山,也能使铁道大队在当天举行不了受降仪式,好在夜间寻机逃往徐州。
刘金山哈哈大笑,拍了拍太田的肩膀:“我说的话绝对负责,你看,我们铁道大队的人马开过来了。”太田顺着刘金山手指的方向一看,只见约有一个营的队伍,身穿灰粗布军服,全副武装向沙沟车站行进。这些战士的军帽上没有小纽扣,胳膊上没有袖章,不像八路军,也不像新四军。
只有100多人的铁道大队一下子来了300多人,太田虽然怀疑,但并不知道有鲁南军区战士加入,计划再一次落空,只好接受投降方案。
下午4时许,受降开始。铁道大队政委郑惕、大队长刘金山、副大队长王志胜,日军铁甲车大队长太田和铁道警备大队长小林站在受降场地的一条公路上,日军其他部队和家属孩子在2里路之外一个地方站着。
“一听说鬼子要投降,好多人都去看了。当时的投降有一整套完整的程序,首先由太田和小林分别把自己的指挥刀交给郑惕和刘金山,然后日军一个小队一个小队前来缴枪。一个小队排着队走来之后,先向铁道大队领导人三鞠躬,再退后三步走,再把枪放在地上摆好,再后退三步排队回去,然后再来一个小队。就这样,来来往往,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拂晓,日军才把武器缴完。”回忆起受降场景,现年89岁、定居在宁波的铁道游击队老队员郑君伦给记者演示了日军投降的狼狈状和窘态。
据统计,日军投降时共缴出山炮2门、重机枪8挺、轻机枪130多挺、步枪1900多支、70多架照相机、手枪数十箱、子弹百余箱。
受降仪式结束后,铁道大队的战士们非常兴奋,大家可劲地摆弄缴获的日军大炮、机枪。他们用20多辆牛车,花了两天才把这些武器全部运到鲁南军区司令部。
日军缴完武器,铁道大队给他们开了路条,他们便沿着津浦铁路步行向徐州走去。
记者发现,1945年12月13日出版的《大众日报》,在重要位置,以《在我军事压力政治攻势下鲁南千余日军向我缴械》为题,对鲁南铁道大队受降日军作了报道。
在薛城区档案馆,记者看到那把代表日军投降的指挥刀已经生锈,无言地诉说着那段峥嵘的历史:鲁南铁道大队在铁路线上与日军周旋了7年,对日作战300余次,消灭日伪军5000余人,缴获各种轻重武器3500多件、子弹50余箱、各种物资2000余吨。7年艰苦卓绝斗争,铁道大队也付出了巨大代价,政委文立正、张鸿仪,大队长洪振海(小说《铁道游击队》刘洪原型之一),副大队长赵连友、赵永泉等150人献出了生命,130人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