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2月,日军对胶东整个地区发动了“梳发式”大“扫荡”,妄图将抗日力量斩尽杀绝。他领导东海人民举行了第二次抗日武装起义,很快组织起一支千余人、七八百支枪的抗日武装力量。
于克恭:血染胶东的司令员
2015-07-01
陈巨慧
来源：
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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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克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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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初期于克恭(前排左一)与战友合影 |
□ 本报记者 陈巨慧
本报通讯员 张保军
6月初,记者收到了陈兰芳老人的一封信:“去年,我老伴于杰多次对我说:我的身体越来越不好,没有力气整理材料了。明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你抽时间,把我妈妈留给我的、‘我爸爸的遗物’和一些资料整理一下,交给烟台市博物馆。”
今年5月,陈兰芳终于完成了老伴生前的心愿。6月9日,他接受记者采访,追述未曾谋面却心存敬仰的岳父、中共胶东区东海特委书记、东海指挥部指挥兼政委于克恭的荣光一生。
乡村办学 投身革命
于克恭1907年出生于牟平县六区地口村(今威海乳山市崖子镇南地口村),农村富裕家庭。读高小时,于克恭就阅读了不少进步书籍,了解了帝国主义欺凌中国的史实。
1925年,于克恭刚满18岁。立志于改造农村贫困现状、提高农民文化水平的他,在家乡地口村创办了第一所小学。白天,他教学生读书识字,晚上开办农民夜校和妇女识字班,教农民识字算数,宣传革命思想,还经常与崖子、牟平、烟台一带志同道合的进步青年们一起,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他们针砭时弊,抨击列强,呼唤贫苦大众组织起来,与命运、与反动势力抗争。
青年时代的于克恭,刚正豪爽,仗义执言。据说,当时,与地口村毗邻的郎里村有个地主叫王香蒲,因哥哥是国民党而倚官仗势,对四乡百姓高利盘剥,极为残忍,老百姓对他恨之入骨,却敢怒不敢言。一次,地口村的一个小商贩,向王香蒲借了一笔钱,并立了字据,于克恭的叔父于学仁为他作保。后来,商贩因手头无钱拖延了偿还期限,王香蒲便带着狗腿子,封了于学仁家的里外大门,不让于家人进出。忍无可忍的于克恭,去找王香蒲说理,王香蒲有恃无恐,蛮横耍赖,行凶打人。
不畏强权的于克恭到牟平县府控告了王香蒲的胡作非为,并要求将其拘留。王香蒲却施出伎俩,一方面贿赂勾通官府,一方面暗地派人谋害于克恭。于克恭虽有理,却败了诉。王香蒲的卑劣手段,没有使于克恭屈服,反而更增强了他斗争到底的信心。他又写状子,先后到烟台、济南法院控告王香蒲欺诈百姓,揭发了县官府贪赃枉法的行为。就这样,经过了长达两年的斗争,于克恭最后终于取得了胜利,灭了地主土豪的嚣张气焰。
1930年,于克恭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过去有说法认为,于克恭的家庭很贫困,但据我了解,他家里过去地和房子都很多,为了革命,他变卖了家里部分土地,办起酒坊,以酿酒为掩护从事党的活动。”陈兰芳说,于克恭走村串户,组织农民协会,发展党员壮大队伍,秘密建立起党组织。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在本村先后发展了30余人入党,使党的组织迅速发展和壮大。于克恭家中,四个弟弟都参加了革命,他还先后介绍本家兄弟和亲戚等八人入党。
当时,共产党的联络站就设立在于克恭的家中,掩护和接送党的地下工作者,成为联络站最重要的工作。为了保护同志,于克恭此时并没有发展妻子王春光入党,不知真相的妻子却是他最得力的命令执行者,为他迎来送往着各路“客人”。
狱中坚守 秘密斗争
1934年初,于克恭被任命为牟平县委书记。此时,山东军阀韩复榘派张襄五到胶东任“剿匪司令”,配合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反动武装镇压革命。一时间,胶东被白色恐怖笼罩。面对敌人的猖狂进攻,于克恭无所畏惧,他机智地躲过敌人的几次搜捕,通过“打短工”和“换工”等形式,在田间、山坡秘密召开会议,进行联络,有时还在深夜步行几十里地去参加党的基层支部会和区委会。
不久,山东省委遭到破坏,各地与省委失掉了联系。为了进一步开展党的工作,于克恭受胶东特委的委派,去天津向党中央北方局汇报请示工作。返回时,为躲避敌人的搜查,他将北方局的机密文件裱糊在点心盒里,冒风险一路闯敌关,终于将党的指示安全带回胶东。遵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精神,胶东特委迅速发展壮大了各县村的组织和武装力量。
1934年10月,由于叛徒告密,于克恭被敌人逮捕,被监押在国民党牟平县看守所。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于克恭不但不屈服,反而更加坚强,誓死不透露党的丝毫信息。无奈之下,敌人只得将他押到济南第一监狱。狱中,于克恭继续严守党的秘密,竭力保全党的组织,不承认任何“罪行”。几经审讯,济南法院抓不到他的什么把柄,最后以“危害民国”罪名将他判刑两年半,转押到湖北省武昌反省院。
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的于克恭,把监狱当战场,以法庭当讲坛,慷慨激昂地痛斥敌人的卑鄙无耻,揭露反动派残酷镇压屠杀革命人士,压迫剥削劳苦大众的暴行。他曾对前来监狱探视的地下党员王岐山说:“回去告诉同志们,共产党人只要活着就要斗争下去,只有不懈地斗争,才能求得光明的未来。”借放风的时机,他就同狱中党员秘密联络,组织大家在狱中进行多种形式的斗争。因狱卒克扣囚粮和虐待政治犯,他组织三次绝食,迫使敌人让步。
抗战爆发 两度“东上”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国共合作局面之下,国民党当局迫于社会各种压力,逐步释放全国的政治犯,被捕四年之久的于克恭终于获得自由。出狱后,他西去延安,经张闻天介绍,到了山西八路军总部,一面学习,一面随军作民运工作。
随着北平、天津、济南等地相继沦陷,整个华北局势陷入危急之中。在山东,由于韩复榘的不抵抗政策,国民党官吏相继逃跑,大部分重要城镇为日军所侵占,人民群众悲观失望。肩负着上级党组织交给他的重任,于克恭重返胶东开展工作。
1937年11月,受八路军总部派遣,带着中央指示精神和重托,于克恭从延安重返胶东工作。到达胶东后,他及时传达中央指示精神,积极宣传“中共抗日救国大纲”,为恢复牟海地区党的组织,组建中共牟海临时工委做了大量工作。
12月,于克恭参加了胶东特委领导的天福山起义,即东海第一次武装起义。于克恭深入各县,广泛动员民众参军参战,一大批农民、工人、教师和青年进步学生纷纷加入起义队伍。同时,他深入各村庄筹粮筹款,并把家中的积蓄捐献出来,还抓住时机,利用有利地形开建军工厂,建立后方医院,为起义队伍提供后勤支持。起义成功后,于克恭随部队转至蓬莱、黄县、掖县(现莱州)一带。
1938年春,于克恭调胶东特委工作,任胶东抗日自卫团总指挥。同年秋,奉命由掖县去文登地区抗日根据地。
此时,全国的抗战形势进入了相持阶段。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派制造摩擦和抗战逆流的影响,胶东地区也开始了“摩擦与反摩擦”的斗争。这年秋天,日军集中兵力对胶东各抗日根据地连续发动大规模的“扫荡”,国民党顽固分子到处逮捕共产党员,大肆屠杀抗日民众。
东海地区,自三军西上以后,就为日顽所盘踞,环境极为恶劣。就在这时,特委决定派于克恭到东海一带开展工作,重新整顿和建立党的组织。
接受任务后,于克恭立即组织了东上工作团。为防止路上发生意外,工作团从黄县出发,晓宿夜行,穿山越岭,历尽艰辛。当行至福山城南巫山时,被驻守的国民党福山县县长陈昱的部队所挡,于克恭和20余名同志被扣。第二天,陈昱派兵将他们押至栖霞城,交给顽军蔡晋康处置。特委得知消息后,立即派人跟蔡晋康交涉,蔡晋康害怕承担破坏联合抗战的责任,不得已将于克恭等全部放回。此次东上的计划也因此破灭。
返回特委后,于克恭认真总结了失败的教训,决定再次东上,并作了周密的安排。他将东上的同志化整为零,分成若干小组,各组的行动时间和路线互相错开,分别行动。于克恭带领一个组,不顾天寒地冻,冒着风雪,从掖县出发了。他们闯过一道道敌人的封锁线,跟敌人进行了一次次激战周旋,经过五个晚上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文登县的林村,与其他小组胜利会合。
在东海,于克恭坚决执行党的政策,着手整顿党的组织,进一步发展抗日游击队伍,巩固和扩大了革命根据地。在半年多时间里,全区各县的党组织相继建立健全起来,抗日活动也蓬勃开展,先后为主力部队输送了1000多名战士,东海军分区也建立起一支有150多人的独立营。
血洒胶东 名垂青史
1940年2月,日军对胶东整个地区发动了“梳发式”大“扫荡”,“扫荡”由西向东步步推进,妄图将抗日力量一举斩尽杀绝。抓住国民党弃枪逃窜这一时机,于克恭领导东海人民举行了第二次抗日武装起义,发动群众捡枪拉队伍,很快组织起一支千余人、七八百支枪的抗日武装力量。3月15日,起义队伍与文登、荣成两县起义队伍会师,在文登县李仙成立东海指挥部,于克恭兼任司令员和政委。
在这次武装起义后,各县抗日武装不断发展壮大,民众抗日运动迅速发展。1940年春至10月,东海抗日武装先后与日伪军作战十余次,击毙日伪军400余人,俘虏日伪军200余人,缴获迫击炮2门,炮弹20发,机枪4挺,步枪、手枪168支,子弹2万余发,马车1辆,军装50套以及其他军用物资,拔出据点4座,25名伪军投诚,取得了反扫荡斗争的重大胜利。东海人民抗日武装也在抗日烽火中不断发展壮大,愈战愈勇。
东海反扫荡节节胜利,抗日烽火正旺。国民党却对东海地区武装的发展之快怕得要命,寻机进行报复打击。1940年4月14日,国民党投降派郑维屏、王兴仁部进犯文登林村,杀害八路军多人。于克恭率队讨伐,4月15日清晨,在母猪河西岸与敌军相遇,激战中不幸中弹牺牲,年仅33岁。
陈兰芳老人告诉记者,于克恭去世时,儿子于琴8岁,女儿于杰只有5岁,妻子王春光的肚子里还有一个遗腹子,因丈夫去世遭受巨大打击,悲伤过度而早产,身体虚弱。按照于克恭生前的心愿,王春光将子女送进了革命队伍,哥哥于琴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妹妹于杰1948年参军,1949年参加了解放青岛战役,1950年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我的岳母王春光是在1938年正式加入共产党的,是个老革命。新中国成立后,她始终在村里担任大队干部,任劳任怨地干了一辈子,让她来济南住享享福,可就是住不下,住几天就往老家跑。”陈兰芳说。1992年3月,王春光被授予“山东省三八红旗手”、“山东红嫂”的荣誉称号。”然而就在这一年的6月,她因心脏病复发抢救无效死亡,享年86岁。
本报通讯员 张保军
6月初,记者收到了陈兰芳老人的一封信:“去年,我老伴于杰多次对我说:我的身体越来越不好,没有力气整理材料了。明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你抽时间,把我妈妈留给我的、‘我爸爸的遗物’和一些资料整理一下,交给烟台市博物馆。”
今年5月,陈兰芳终于完成了老伴生前的心愿。6月9日,他接受记者采访,追述未曾谋面却心存敬仰的岳父、中共胶东区东海特委书记、东海指挥部指挥兼政委于克恭的荣光一生。
乡村办学 投身革命
于克恭1907年出生于牟平县六区地口村(今威海乳山市崖子镇南地口村),农村富裕家庭。读高小时,于克恭就阅读了不少进步书籍,了解了帝国主义欺凌中国的史实。
1925年,于克恭刚满18岁。立志于改造农村贫困现状、提高农民文化水平的他,在家乡地口村创办了第一所小学。白天,他教学生读书识字,晚上开办农民夜校和妇女识字班,教农民识字算数,宣传革命思想,还经常与崖子、牟平、烟台一带志同道合的进步青年们一起,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他们针砭时弊,抨击列强,呼唤贫苦大众组织起来,与命运、与反动势力抗争。
青年时代的于克恭,刚正豪爽,仗义执言。据说,当时,与地口村毗邻的郎里村有个地主叫王香蒲,因哥哥是国民党而倚官仗势,对四乡百姓高利盘剥,极为残忍,老百姓对他恨之入骨,却敢怒不敢言。一次,地口村的一个小商贩,向王香蒲借了一笔钱,并立了字据,于克恭的叔父于学仁为他作保。后来,商贩因手头无钱拖延了偿还期限,王香蒲便带着狗腿子,封了于学仁家的里外大门,不让于家人进出。忍无可忍的于克恭,去找王香蒲说理,王香蒲有恃无恐,蛮横耍赖,行凶打人。
不畏强权的于克恭到牟平县府控告了王香蒲的胡作非为,并要求将其拘留。王香蒲却施出伎俩,一方面贿赂勾通官府,一方面暗地派人谋害于克恭。于克恭虽有理,却败了诉。王香蒲的卑劣手段,没有使于克恭屈服,反而更增强了他斗争到底的信心。他又写状子,先后到烟台、济南法院控告王香蒲欺诈百姓,揭发了县官府贪赃枉法的行为。就这样,经过了长达两年的斗争,于克恭最后终于取得了胜利,灭了地主土豪的嚣张气焰。
1930年,于克恭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过去有说法认为,于克恭的家庭很贫困,但据我了解,他家里过去地和房子都很多,为了革命,他变卖了家里部分土地,办起酒坊,以酿酒为掩护从事党的活动。”陈兰芳说,于克恭走村串户,组织农民协会,发展党员壮大队伍,秘密建立起党组织。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在本村先后发展了30余人入党,使党的组织迅速发展和壮大。于克恭家中,四个弟弟都参加了革命,他还先后介绍本家兄弟和亲戚等八人入党。
当时,共产党的联络站就设立在于克恭的家中,掩护和接送党的地下工作者,成为联络站最重要的工作。为了保护同志,于克恭此时并没有发展妻子王春光入党,不知真相的妻子却是他最得力的命令执行者,为他迎来送往着各路“客人”。
狱中坚守 秘密斗争
1934年初,于克恭被任命为牟平县委书记。此时,山东军阀韩复榘派张襄五到胶东任“剿匪司令”,配合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反动武装镇压革命。一时间,胶东被白色恐怖笼罩。面对敌人的猖狂进攻,于克恭无所畏惧,他机智地躲过敌人的几次搜捕,通过“打短工”和“换工”等形式,在田间、山坡秘密召开会议,进行联络,有时还在深夜步行几十里地去参加党的基层支部会和区委会。
不久,山东省委遭到破坏,各地与省委失掉了联系。为了进一步开展党的工作,于克恭受胶东特委的委派,去天津向党中央北方局汇报请示工作。返回时,为躲避敌人的搜查,他将北方局的机密文件裱糊在点心盒里,冒风险一路闯敌关,终于将党的指示安全带回胶东。遵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精神,胶东特委迅速发展壮大了各县村的组织和武装力量。
1934年10月,由于叛徒告密,于克恭被敌人逮捕,被监押在国民党牟平县看守所。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于克恭不但不屈服,反而更加坚强,誓死不透露党的丝毫信息。无奈之下,敌人只得将他押到济南第一监狱。狱中,于克恭继续严守党的秘密,竭力保全党的组织,不承认任何“罪行”。几经审讯,济南法院抓不到他的什么把柄,最后以“危害民国”罪名将他判刑两年半,转押到湖北省武昌反省院。
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的于克恭,把监狱当战场,以法庭当讲坛,慷慨激昂地痛斥敌人的卑鄙无耻,揭露反动派残酷镇压屠杀革命人士,压迫剥削劳苦大众的暴行。他曾对前来监狱探视的地下党员王岐山说:“回去告诉同志们,共产党人只要活着就要斗争下去,只有不懈地斗争,才能求得光明的未来。”借放风的时机,他就同狱中党员秘密联络,组织大家在狱中进行多种形式的斗争。因狱卒克扣囚粮和虐待政治犯,他组织三次绝食,迫使敌人让步。
抗战爆发 两度“东上”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国共合作局面之下,国民党当局迫于社会各种压力,逐步释放全国的政治犯,被捕四年之久的于克恭终于获得自由。出狱后,他西去延安,经张闻天介绍,到了山西八路军总部,一面学习,一面随军作民运工作。
随着北平、天津、济南等地相继沦陷,整个华北局势陷入危急之中。在山东,由于韩复榘的不抵抗政策,国民党官吏相继逃跑,大部分重要城镇为日军所侵占,人民群众悲观失望。肩负着上级党组织交给他的重任,于克恭重返胶东开展工作。
1937年11月,受八路军总部派遣,带着中央指示精神和重托,于克恭从延安重返胶东工作。到达胶东后,他及时传达中央指示精神,积极宣传“中共抗日救国大纲”,为恢复牟海地区党的组织,组建中共牟海临时工委做了大量工作。
12月,于克恭参加了胶东特委领导的天福山起义,即东海第一次武装起义。于克恭深入各县,广泛动员民众参军参战,一大批农民、工人、教师和青年进步学生纷纷加入起义队伍。同时,他深入各村庄筹粮筹款,并把家中的积蓄捐献出来,还抓住时机,利用有利地形开建军工厂,建立后方医院,为起义队伍提供后勤支持。起义成功后,于克恭随部队转至蓬莱、黄县、掖县(现莱州)一带。
1938年春,于克恭调胶东特委工作,任胶东抗日自卫团总指挥。同年秋,奉命由掖县去文登地区抗日根据地。
此时,全国的抗战形势进入了相持阶段。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派制造摩擦和抗战逆流的影响,胶东地区也开始了“摩擦与反摩擦”的斗争。这年秋天,日军集中兵力对胶东各抗日根据地连续发动大规模的“扫荡”,国民党顽固分子到处逮捕共产党员,大肆屠杀抗日民众。
东海地区,自三军西上以后,就为日顽所盘踞,环境极为恶劣。就在这时,特委决定派于克恭到东海一带开展工作,重新整顿和建立党的组织。
接受任务后,于克恭立即组织了东上工作团。为防止路上发生意外,工作团从黄县出发,晓宿夜行,穿山越岭,历尽艰辛。当行至福山城南巫山时,被驻守的国民党福山县县长陈昱的部队所挡,于克恭和20余名同志被扣。第二天,陈昱派兵将他们押至栖霞城,交给顽军蔡晋康处置。特委得知消息后,立即派人跟蔡晋康交涉,蔡晋康害怕承担破坏联合抗战的责任,不得已将于克恭等全部放回。此次东上的计划也因此破灭。
返回特委后,于克恭认真总结了失败的教训,决定再次东上,并作了周密的安排。他将东上的同志化整为零,分成若干小组,各组的行动时间和路线互相错开,分别行动。于克恭带领一个组,不顾天寒地冻,冒着风雪,从掖县出发了。他们闯过一道道敌人的封锁线,跟敌人进行了一次次激战周旋,经过五个晚上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文登县的林村,与其他小组胜利会合。
在东海,于克恭坚决执行党的政策,着手整顿党的组织,进一步发展抗日游击队伍,巩固和扩大了革命根据地。在半年多时间里,全区各县的党组织相继建立健全起来,抗日活动也蓬勃开展,先后为主力部队输送了1000多名战士,东海军分区也建立起一支有150多人的独立营。
血洒胶东 名垂青史
1940年2月,日军对胶东整个地区发动了“梳发式”大“扫荡”,“扫荡”由西向东步步推进,妄图将抗日力量一举斩尽杀绝。抓住国民党弃枪逃窜这一时机,于克恭领导东海人民举行了第二次抗日武装起义,发动群众捡枪拉队伍,很快组织起一支千余人、七八百支枪的抗日武装力量。3月15日,起义队伍与文登、荣成两县起义队伍会师,在文登县李仙成立东海指挥部,于克恭兼任司令员和政委。
在这次武装起义后,各县抗日武装不断发展壮大,民众抗日运动迅速发展。1940年春至10月,东海抗日武装先后与日伪军作战十余次,击毙日伪军400余人,俘虏日伪军200余人,缴获迫击炮2门,炮弹20发,机枪4挺,步枪、手枪168支,子弹2万余发,马车1辆,军装50套以及其他军用物资,拔出据点4座,25名伪军投诚,取得了反扫荡斗争的重大胜利。东海人民抗日武装也在抗日烽火中不断发展壮大,愈战愈勇。
东海反扫荡节节胜利,抗日烽火正旺。国民党却对东海地区武装的发展之快怕得要命,寻机进行报复打击。1940年4月14日,国民党投降派郑维屏、王兴仁部进犯文登林村,杀害八路军多人。于克恭率队讨伐,4月15日清晨,在母猪河西岸与敌军相遇,激战中不幸中弹牺牲,年仅33岁。
陈兰芳老人告诉记者,于克恭去世时,儿子于琴8岁,女儿于杰只有5岁,妻子王春光的肚子里还有一个遗腹子,因丈夫去世遭受巨大打击,悲伤过度而早产,身体虚弱。按照于克恭生前的心愿,王春光将子女送进了革命队伍,哥哥于琴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妹妹于杰1948年参军,1949年参加了解放青岛战役,1950年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我的岳母王春光是在1938年正式加入共产党的,是个老革命。新中国成立后,她始终在村里担任大队干部,任劳任怨地干了一辈子,让她来济南住享享福,可就是住不下,住几天就往老家跑。”陈兰芳说。1992年3月,王春光被授予“山东省三八红旗手”、“山东红嫂”的荣誉称号。”然而就在这一年的6月,她因心脏病复发抢救无效死亡,享年8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