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一字之差,却有着千万步的路要走。在基层社会备受关注的今天,既需要宏观层面的“大设计”,又需要基层立足实际的“微创新”,也只有上下联动,才能逐步转变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为社会增添活力。
□ 本报记者 姜国乐 孟 一
本报通讯员 梅 花 于惠惠
从村村设立“和为贵”调解室,把矛盾纠纷在家门口用传统文化进行化解；到设立村级综合产权中心,规范村级财政,遏制小官巨腐；再到把“第一书记”制度延展为一套服务基层的体系……在曲阜,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始终在围着“人”来走,从“微”处着眼的细政策、实办法,正发着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儒学治乡——
基层治理多了“人情味”
“你家核桃树长到俺家院子里把俺家房顶都掀了!”前段时间,一枝核桃枝引发了曲阜市小雪街道武家村的一场争执。村民孔强(化名)一气之下砍了邻居王鹏(化名)家的树枝。火气越吵越大,双方相约来到村里“和为贵”调解室讨说法。村支书武怀祥到场后并不急着就事论事,而是提起孔强帮王鹏把突发脑血栓母亲送去医院的旧事。再配上“和为贵”、“平是福”、“德不孤,必有邻”等《论语》故事的劝解,王鹏当即羞愧难当地低下头,主动向邻居赔礼道歉。
在农村,解决邻里矛盾时上纲上线地摆法律条款往往不管用,丁点儿小事处理不好也有可能闹得“满村风雨”。对此,曲阜市诉诸情感手段,利用丰富的儒家文化底蕴,探索出一条非诉讼途径的矛盾化解路子。
本着“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的初衷。曲阜在全市405个村居均设立“和为贵”调解室。所有调解室都有统一的内部标识、人员配备、台账管理及调解流程,主要任务是调解村内各类矛盾纠纷。调解室除由村支书兼主任外,还选聘了3-5名具有一定的法律知识和专业水平的调解员,以提高基层矛盾的处理效率,而主要的调解手段就是合理地利用儒学文化中的“和”字顺民意、理民心。
据统计,“和为贵”调解室建立后已调解矛盾纠纷450余件,全市村级信访量较往年同期下降30%。
公开透明——
预防腐败有了“新防线”
“一份材料、两袖清风”,是书院街道徐家村会计张淑英第一次通过村级综合产权交易中心办理业务的最直观感受。
去年8月中旬,书院街道徐家村对社区外环路两侧的绿化带进行招标。按照全新的产权交易流程,在经过村民主决策程序后,张淑英将最终确定的出让申请递交中心审批。从国土、农业部门到绿化带现场审核土地性质和承包年限,到交易信息发布、进行招投标,再到合同签订,每一个环节都有文字和图片记录并及时进行了公开,老百姓看后少了猜疑和矛盾,多了理解和支持。
随着村集体盈利能力的提升,对一些掌握集体土地、村集体固定资产出让等“经济大权”的村官来说,靠山吃山、靠地赚钱成了最简单的“致富”方式。反观制约村官权力的“四议两公开”等监管制度,往往形同虚设。
为从根源上规范村级财政的流向、遏制小官巨腐现象,曲阜市在书院街道首设村级综合产权中心。所有村居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所有权等10项交易活动不再由村两委一手掌控,改由中心执行规范化流程并接受全程监管。
“农村经济问题几乎涉及到每个村民,最敏感、最容易引起纷争,”曲阜市纪委副书记张继友表示,他们一直在琢磨一种法子,让村级财政的走向更透明、监管更给力。如今,曲阜市还成立了“村级经济责任直审办公室”,各村财务收支、经济责任、专项审计等活动都将被装进“玻璃瓶子”里接受全程审计,审计结果被作为考核、选拔镇街党政机关及村级组织主要负责人的重要依据,形成了立体化的村级财政监管体系。
无缝服务——
干群关系没了“玻璃墙”
再过半个月,姚村镇化庄村就要播种新一茬的花生,村里的种花生能手颜廷振早已经将种子、工具收拾妥当,就等着再跟村里“第一书记”、市科技局副局长刘祥军说说今年的种植计划。
这几年,刘祥军给村里带来新的花生种植技术,“刘局长经常来到地里指导、探讨,比俺们还上心!”颜廷振说,现在一亩地收1200多斤花生,比原来翻了3番。
缘起于2011年的“第一书记”制度,从群众最期盼的事情做起,培训、指导农民10万余人次,组织修建农村公路2200多公里,在机关和农村、干部和群众之间架起了服务直通车。
“打破群众干部间的‘玻璃墙’,提高为群众服务能力”,带着这一期望,曲阜推出的“第一书记”、“马上就办”等系列为民服务举措得以落地生根。4年来,“马上就办”已成为曲阜为民服务的新常态。“马上就办”不仅成为贴近群众的高效率工作体系,还成为一套行之有效的督察体系。
“去年一线通接听受理群众事项12800件。”曲阜市督考办主任郭益民说,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和手段的不断创新,带来的是经济社会的进步和群众满意度的显著提升。2013年、2014年曲阜连续两年获得济宁市群众满意度测评县市区第一名,连续3年获得济宁市科学发展综合考核第一名。
□ 本报记者 姜国乐 孟 一
本报通讯员 梅 花 于惠惠
从村村设立“和为贵”调解室,把矛盾纠纷在家门口用传统文化进行化解；到设立村级综合产权中心,规范村级财政,遏制小官巨腐；再到把“第一书记”制度延展为一套服务基层的体系……在曲阜,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始终在围着“人”来走,从“微”处着眼的细政策、实办法,正发着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儒学治乡——
基层治理多了“人情味”
“你家核桃树长到俺家院子里把俺家房顶都掀了!”前段时间,一枝核桃枝引发了曲阜市小雪街道武家村的一场争执。村民孔强(化名)一气之下砍了邻居王鹏(化名)家的树枝。火气越吵越大,双方相约来到村里“和为贵”调解室讨说法。村支书武怀祥到场后并不急着就事论事,而是提起孔强帮王鹏把突发脑血栓母亲送去医院的旧事。再配上“和为贵”、“平是福”、“德不孤,必有邻”等《论语》故事的劝解,王鹏当即羞愧难当地低下头,主动向邻居赔礼道歉。
在农村,解决邻里矛盾时上纲上线地摆法律条款往往不管用,丁点儿小事处理不好也有可能闹得“满村风雨”。对此,曲阜市诉诸情感手段,利用丰富的儒家文化底蕴,探索出一条非诉讼途径的矛盾化解路子。
本着“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的初衷。曲阜在全市405个村居均设立“和为贵”调解室。所有调解室都有统一的内部标识、人员配备、台账管理及调解流程,主要任务是调解村内各类矛盾纠纷。调解室除由村支书兼主任外,还选聘了3-5名具有一定的法律知识和专业水平的调解员,以提高基层矛盾的处理效率,而主要的调解手段就是合理地利用儒学文化中的“和”字顺民意、理民心。
据统计,“和为贵”调解室建立后已调解矛盾纠纷450余件,全市村级信访量较往年同期下降30%。
公开透明——
预防腐败有了“新防线”
“一份材料、两袖清风”,是书院街道徐家村会计张淑英第一次通过村级综合产权交易中心办理业务的最直观感受。
去年8月中旬,书院街道徐家村对社区外环路两侧的绿化带进行招标。按照全新的产权交易流程,在经过村民主决策程序后,张淑英将最终确定的出让申请递交中心审批。从国土、农业部门到绿化带现场审核土地性质和承包年限,到交易信息发布、进行招投标,再到合同签订,每一个环节都有文字和图片记录并及时进行了公开,老百姓看后少了猜疑和矛盾,多了理解和支持。
随着村集体盈利能力的提升,对一些掌握集体土地、村集体固定资产出让等“经济大权”的村官来说,靠山吃山、靠地赚钱成了最简单的“致富”方式。反观制约村官权力的“四议两公开”等监管制度,往往形同虚设。
为从根源上规范村级财政的流向、遏制小官巨腐现象,曲阜市在书院街道首设村级综合产权中心。所有村居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所有权等10项交易活动不再由村两委一手掌控,改由中心执行规范化流程并接受全程监管。
“农村经济问题几乎涉及到每个村民,最敏感、最容易引起纷争,”曲阜市纪委副书记张继友表示,他们一直在琢磨一种法子,让村级财政的走向更透明、监管更给力。如今,曲阜市还成立了“村级经济责任直审办公室”,各村财务收支、经济责任、专项审计等活动都将被装进“玻璃瓶子”里接受全程审计,审计结果被作为考核、选拔镇街党政机关及村级组织主要负责人的重要依据,形成了立体化的村级财政监管体系。
无缝服务——
干群关系没了“玻璃墙”
再过半个月,姚村镇化庄村就要播种新一茬的花生,村里的种花生能手颜廷振早已经将种子、工具收拾妥当,就等着再跟村里“第一书记”、市科技局副局长刘祥军说说今年的种植计划。
这几年,刘祥军给村里带来新的花生种植技术,“刘局长经常来到地里指导、探讨,比俺们还上心!”颜廷振说,现在一亩地收1200多斤花生,比原来翻了3番。
缘起于2011年的“第一书记”制度,从群众最期盼的事情做起,培训、指导农民10万余人次,组织修建农村公路2200多公里,在机关和农村、干部和群众之间架起了服务直通车。
“打破群众干部间的‘玻璃墙’,提高为群众服务能力”,带着这一期望,曲阜推出的“第一书记”、“马上就办”等系列为民服务举措得以落地生根。4年来,“马上就办”已成为曲阜为民服务的新常态。“马上就办”不仅成为贴近群众的高效率工作体系,还成为一套行之有效的督察体系。
“去年一线通接听受理群众事项12800件。”曲阜市督考办主任郭益民说,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和手段的不断创新,带来的是经济社会的进步和群众满意度的显著提升。2013年、2014年曲阜连续两年获得济宁市群众满意度测评县市区第一名,连续3年获得济宁市科学发展综合考核第一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