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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芳 报道
◤街头艺人陆昕一在街头表演水晶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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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芳 报道
◤街头艺人李雄刚在用易拉罐制作剪贴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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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芳 报道
◤来自山西的街头艺人王士平在街头与市民合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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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发
获得“上海街头艺人节目审核许可证”的山西艺人王士平在街头表演小丑气球,显眼的位置上摆放着他的许可证。 |
□ 本报记者 肖 芳
12月3日下午,上海静安公园门口。
一辆城管执法车缓缓停靠过来。几名身着制服的执法人员下了车,驱赶着人群中的“违规经营者”,疾声厉色。卖手抓饼的小摊贩、裸露着残肢的乞讨者,闻声而逃。
看到门口西侧聚集了一撮儿人,一个城管来到近前,扒拉开层层围观人群,高声喊道:“干什么的干什么的!”待看清眼前状况,他低声嘟囔了一句:“噢,你是有证的。”
被围在人群中央的李雄刚,操着一口地道的上海话回应他:“是的哦,阿拉是有证的街头艺人。”
李雄刚被称为“易拉罐制作达人”。他可以用一把剪刀、一管胶水,将废弃的铝制易拉罐,制作成一幅幅精致的剪贴画。他的“护身符”,是一张《上海街头艺人节目审核许可证》,被他塑封得严严实实,摆放在摊位最显眼位置。
这张许可证,让他可以免于被城管驱赶,心安理得地在街头摆摊设点。目前,全上海只有8名街头艺人拿到了这张许可证。李雄刚是第6个,编号为“NO.006”。
今年10月25日,上海市试行街头艺人持证上岗,首批有8名街头艺人拿到了许可证,获准走上街头进行表演。这是国内城市为数极少的街头艺人职业合法化探索。
有钱的捧钱场,没钱的捧人场
十几年来,靠着这门手艺养家糊口。李雄刚说,自己消耗的废弃易拉罐已超过13万只
“你要是看着喜欢,拿走就行,钱给不给都无所谓。”
只用了不到10分钟,李雄刚就应一位属兔游客的请求,完成了一幅“山兔卧石,凝神沐月”的银色易拉罐剪贴画。他用枣红色相框装裱起来,双手递给了这名游客。
游客掏出30元钱,蹲下身,小心地放在李雄刚脚下的盒子里:“李老师,谢谢您!”
随后,李雄刚又应数名围观者要求,为他们制作了同样的属相工艺品。有人给100元,有人给10元,还有人说声感谢后直接拿东西走人。对于给钱的,李雄刚道声“谢谢支持”,对于没给钱的,他同样热情招呼:“你喜欢就行!下次再来!”
不定价、不销售、不乞讨、不扰民,是街头艺人们在领取许可证时,签下的职业承诺。
李雄刚说,这就叫:“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空闲的捧个留场,喜欢的捧个情场。最重要的是,给大家一个乐场,也给自己一个展示手艺和寻求认同的人场。”
今年52岁的李雄刚,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拥有机械工程学士学位。上世纪90年代,他接替父亲的班,进入上海市一家废旧物资利用公司上班,每天和易拉罐打交道。
1991年,他无意间看到一个由易拉罐改装的烟灰缸。这个简单的作品,为他和易拉罐之间牵起了红线。他突发奇想,用易拉罐制作成小礼品,送给朋友,没想到大获好评。从此,他着了迷,稍有闲暇就琢磨新的易拉罐制作方法,渐渐掌握了这门独特的手艺活儿。
1998年,李雄刚下岗了。迫于生计,他将自己制作的易拉罐工艺品,拿到上海老城隍庙出售,竟然颇受欢迎。后来,他干脆在城隍庙租了个摊位,由妻子负责看守。十几年来,靠着这门手艺,他得以养家糊口。如今,李雄刚说,自己消耗的废弃易拉罐已经超过13万只。
李雄刚说,对于这种易拉罐环保艺术,外国人的接受程度和热衷程度远远超出他的预期。
他举例说,自己曾收到一份从美国空运来的“大礼包”。拆开一看,里面是36个空易拉罐,罐身写满英文,是一个美国啤酒品牌。寄件人是他的铁杆“粉丝”美国人罗兰。“他几年前在城隍庙看到我的作品后,非常喜欢。”这次,罗兰在万里之外向李雄刚提了一个要求——用他最喜欢的啤酒品牌的易拉罐,为他最钟爱的一个棒球场作一幅画。
“易拉罐不值钱,空运邮费倒是可以买好几箱啤酒了。”李雄刚打趣说,“这就是对艺术的热情。”根据罗兰提供的球场图片,李雄刚只用几天就完工,对方看到后“特别满意”。
除了在家搞创作,他也很喜欢到街头摆摊,一方面是为了增加收入,另一方面也想向更多的人现场展示易拉罐制作手艺。
但是,有时候他刚刚在路边摆好摊,城管执法人员就过来“劝离”。过往行人经过他的摊位时眼睛直视前方,生怕被缠上一样。这让李雄刚很受伤:“好像就是个博人同情的乞讨者,而不是靠本事赚钱的手艺人。”
今年10月,事情有了转机。上海市开展街头艺人持证上岗试点,李雄刚很快提出申请。不久,他通过面试和培训,拿到了《上海街头艺人节目审核许可证》,成为首批8名持证街头艺人之一。
作为持证街头艺人,李雄刚说,虽然不能像以前一样叫卖作品,但他感到自己的手艺得到了别人的尊重和认可。“人们看到这个证书,愿意停下脚步,认真看我现场展示,欣赏我,支持我。”
卖艺不是乞讨
让兄弟俩很感动的一个细节变化是,现在给钱的人们,更多的是蹲下身子将钱放在篮筐里,而不是像以前一样站着扔进去
和李雄刚一样,其他街头艺人也认为,这张许可证,带给他们的,不仅是不被驱赶的安定,更重要的是身为职业艺人的尊严和面子。
因此,在表演时,他们总是把这张“上岗证”摆在最显眼的位置,也乐于向围观人群反复介绍:我们是经过专业认证的,全上海甚至全国也只有8张这样的证!
“我们的确是小丑,但我们是有证的高品质小丑。”“小丑气球兄弟”王士平、王路平的街头表演总是很聚集人气。
他们穿着色彩艳丽的小丑服装,戴着桃红色的爆炸式假发,一边和围观人群插科打诨,一边调动灵巧双手,对着气球一阵扭、转、拧。没一会儿,皇冠、弓箭、步枪、小狗等造型赫然诞生,成为孩子们手中最拉风的玩具。
“双休日天气好的时候,800元、1000元也是赚过的。但连续表演一两个小时只赚到2块钱的事儿也发生过。”王氏兄弟坦承,“每一分钱都赚得特不容易。”
他们的收入,来自街头表演和参加商业演出,能维持基本的吃穿住行,但留不下太多积蓄。
十几年前,兄弟俩来到上海谋生,却一直找不到稳定生计,频繁变换工作。“一个月工资一两千块钱,还经常因为请假、完不成任务被扣钱。”兄弟俩过得既不富裕,也不自在。
六年前,当时正从事采购工作的弟弟王路平,在一些活动现场看到用气球做出的造型,被深深吸引了。他从超市里买了一包长条气球,回家从网上搜教程,研究气球玩具的制作方法。他做出的第一个小天使造型,让一直没把这当回事儿的哥哥王士平也产生了兴趣。兄弟俩一起研究,手艺迅速长进,萌生了在街头表演的想法。
王路平回忆说,第一次表演选在浦东一家商业广场上,刚站下就感受到路人复杂的目光,两人都觉得“特没面子,很掉价儿”。直到两个月后,他们才调整好心态。
尝试表演一段时间后,兄弟俩决定辞职,专职从事小丑气球表演。这惊动了家里的两位老人,他们的传统观念希望儿子们工作稳定。王路平明白:“儿子上街扮小丑,说出去总觉得不好听。”
盛夏高温和隆冬严寒,都会让兄弟俩的表演缺少观众,揭不开锅。他们回忆说,有一年冬天,气温屡屡跌破冰点,兄弟俩拿着气球造型的手早已冻僵,在冷风中等了三个小时却分文未入。
现在,拿到了“上岗证”,兄弟俩少了很多顾虑。他们可以颇为自豪地告诉家里人,自己是经过官方认证的街头艺人。
站在街头,他们不再感到窘迫,而是大大方方地跟围观人群讲段子、开玩笑,还时不时跟大家回忆一下拿证时的经历:那个面试是非常严格的,100多个人在考场外面等着,叫到谁谁进去表演,也不当场告诉结果,我兄弟俩当时老紧张了,最后可只有8个人通过了面试呢……
让兄弟俩很感动的一个细节变化是,现在给钱的人们,更多的是蹲下身子将钱放在篮筐里,而不是像以前一样站着扔进去。这样一个简单的下蹲的动作,在街头艺人的眼中则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这不是施舍,而是一种尊重、欣赏。
至少得有艺可卖
陆昕一认为,为街头艺人颁发证书如果没有艺术门槛,那对真正的街头艺人而言反而是一场噩梦
陆昕一,这个默默无闻生活了33年的上海人,最近两个月突然变成了上海圈名人。他也是首批持证的街头艺人,专业技能是水晶球和杂技表演。
在空灵的背景音乐中,几只晶莹剔透的水晶球,时而毫无依附地“悬浮”在他手上,时而行云流水般在他手背、肩膀、颈部游走。一套表演5分钟左右结束,陆昕一将水晶球放在胸前,鞠躬、致谢。围观人群鼓掌赞叹,掏钱放进陆昕一面前的黑色魔术帽中。
除了帅气的外表、柔若无骨的手法、魔幻的水晶球表演,陆昕一常常为人说道的,是他的“海归”背景。
陆昕一高中毕业后留学瑞士,后来攻读会计专业。在瑞士留学期间,街头艺人的表演让他印象深刻,“不仅数量多,而且表演氛围好”。2004年学成归国后,他没有按照家人预想成为“金融白领”,而是对魔术着了迷,萌生了做街头艺人的想法。
但是,当他了解到国内街头艺人并没有合法空间,常常和乞讨者一样被城管驱赶后,他暂时放弃了在国内做街头表演的想法。
他前往马来西亚,成为一名街头艺人。今年2月,他回到上海,依旧只选择参加一些剧场秀和公益表演。渴望在国内得到身份认同的陆昕一,给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发了封邮件,表达了想在上海做街头艺人的想法。
没想到,10月初,他接到了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的面试通知。顺利通过后,他成为国内首批8名持证上岗的街头艺人之一,编号“NO.001”。
陆昕一很看重这张《上海街头艺人节目审核许可证》。“对我而言,仅次于身份证。”
陆昕一每周都有几个下午按时到达指定地点进行表演。当人群中有年龄较大者把他称为“讨饭的”时,他会立即指指自己的许可证,语气急促地回应:“我们是经过认证的街头艺人,可不是讨饭的!”
陆昕一认为,街头艺人和乞讨者有很大区别,拉着跑调的二胡或放音乐假唱的,是乞讨者,而街头艺人是具有较高水平的一技之长的。为街头艺人颁发证书如果没有艺术门槛,那对真正的街头艺人而言反而是一场噩梦。
在陆昕一看来,如果做得好,街头艺人就有可能被经纪公司发现,获得更多资讯以及更多工作机会。
迟来了十年的议案
早在2004年,罗怀臻就以上海市人大代表身份,首次以“街头艺人管理”为题提交了议案。2008年,罗怀臻联合其余11位代表,再次提出议案
上海成为街头艺人持证上岗的先行者,与本地学者多年呼吁有关。
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戏剧学院教授罗怀臻,便是其中最活跃的推动者。
罗怀臻有机会到世界各地行走,经常见到散落在街头、公园等公共空间中的街头艺人。他发现,这些艺人跟国内经常看到的乞讨性“卖艺”有本质上的不同。
“放一顶帽子、一个琴盒,完全没有低三下四的感觉。观赏者给钱时,不仅没有居高临下的施舍感,相反会因欣赏到美好的人和事物而产生愉悦甚至感激。”
与之相比,罗怀臻觉得,国内城市越来越干净,越来越漂亮,就是少一点活力和灵性。
罗怀臻认为,街头艺术自古以来就是精英艺术、宫廷艺术的重要源头。“无论是马三立、侯宝林,还是徐玉兰、袁雪芬,这些文艺大师早年都是从庙会、街头等与观众距离最近的舞台上崭露头角,然后才慢慢走向剧场。”
因此,早在2004年,罗怀臻就以上海市人大代表身份,首次以“街头艺人管理”为题提交了议案。2008年,罗怀臻联合其余11位代表,再次提出议案。
据《东方早报》2008年的报道,对于罗怀臻等人2008年的议案,上海市人大科教文卫委曾在当年公开回应:建议政府相关部门对街头艺人现状开展调研,力争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举办之前制定管理办法。
这让罗怀臻看到了希望,街头艺人持证上岗似乎指日可待。
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直到2010年10月底世博会结束,街头艺人的管理条例依旧音信全无。
2012年上海“两会”,他再次联合9位代表提交议案,建议转变对街头艺人的管理思路,给真正的街头艺术留下发展空间。
罗怀臻认为,城市街头艺人大致分两类,一是乞讨型,应让其进入公益性救助系统,二是艺术型,应鼓励、引导和规范。
这一提案,在当年12月上海市政府参事室举办的“城市发展与文化建设”研讨会上,首次得到政府部门的公开回应。时任上海市文广局新闻发言人贝兆健在研讨会上透露,市人大2013年将对上海街头艺人管理进行立法调研。
经过一年多的筹备,事情终于有了实质性进展。今年10月25日,上海为首批8名街头艺人颁发了许可证,正式展开了街头艺人持证上岗试点工作。
不是一个部门说了算
上海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曾就此召开专题论证会,现场一下子来了10多家相关单位,涉及文化稽查、文化管理、城市管理、市容管理、公安、交通……
如今回想起来,罗怀臻评价自己10年前的提案“不知轻重”。
之所以有此评价,他表示,自己当初提这个议案时,“就如在创作时获得了一个灵感那般喜悦,完全不知道实现它有多复杂、多艰难”。
后来他得知,上海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曾就此召开专题论证会,现场一下子来了10多家相关单位,涉及文化稽查、文化管理、城市管理、市容管理、公安、交通、税收等多个职能领域。
街头艺人持证上岗之所以历时十年“难产”,首先是因为它在国内无先例可循,无章法可依。
与国内其他城市一样,从立法角度来看,目前上海市对街头艺人的管理仅有两部禁止性条例:
一是2001年《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道路、桥梁、人行天桥、地下通道及其他公共场所设摊经营、兜售物品。
二是专门针对地铁卖艺行为的《上海市轨道交通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禁止在轨道交通设施范围内擅自设摊、卖艺或者从事销售活动。
这两部条例,在街头艺人们看来,都是“冷冰冰、不友好的”。在以往被驱赶的经历中,他们曾多次从城管口中听到“二十五条”、“三十一条”这些关键词。
这是一个涉及多部门的联动行为,不是单独哪一个部门就能说了算的。
经过长达10年的准备,上海市最终确定,街头艺人试点规范工作,由上海市文广局牵头,全市10个部门参与协调,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负责具体实施。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寻访了全市100多位街头艺人。然后通过面试,甄选出8位高水平艺人。
“我们努力为真正有演艺水平的艺人提供一个生存环境。他们生存的关键在于两个,一是才艺,二是行人。”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会长韦芝表示。
首批试点的区域,被确定在静安区。这里是上海市的市中心,历来是上海的贵胄之地。在政府官方网站上,静安区称为了此次试点,动员了区文广局、绿化市容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城管执法局等14个部门联合参与。
艺人们的表演地点,一开始被设定在静安区嘉里中心广场。之所以选在这里,是因为这里年轻白领阶层聚集,对于街头表演这种相对前卫的艺术形式能够认可和接受。
协会与8名街头艺人分别签订了从业承诺书。与从前“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自由自在不同,持证街头艺人们被要求准时准点出现在指定地点。周一到周五,每天只允许两个艺人同时表演,周六和周日所有艺人才可集中献艺。
既已破冰,就不会再冻结
11月26日,为期一个月的第一阶段试点结束。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为艺人们换发了新证,展开了第二阶段的试点。许可证的有限期从1个月延长到3个月
尽管艺人们对持证上岗表示欢迎,但社会上却有不同声音。
反对者认为,持证上岗要求街头艺人在指定时间到指定地点表演,这破坏了街头艺人自由自在的原生态表演。
但记者采访多位街头艺人,他们的主流观点则认为,比起被限制的部分自由,艺人们更看重从中得到的认同感和安全感。
陆昕一认为,不能要求一步到位,街头艺人现在最需要的是合法的生存空间和大家的普遍认同。况且,“每天只有两人去街头表演,大家轮着来,还有足够自由时间可以支配”。
11月26日,为期一个月的第一阶段试点结束。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为艺人们换发了新证,展开了第二阶段的试点。许可证的有限期从1个月延长到3个月。
艺人们反映,嘉里中心广场虽然白领聚集,但他们来去匆匆,驻足时间不长。而与之相隔不远的静安公园,不仅聚集了有钱有闲的中产人群,还因为紧邻静安寺,可吸引大量游客,“人气儿更旺”。
这一建议,很快被采纳,第二阶段试点的表演区域被换到了静安公园。
艺人们还担忧,长期在一个场地表演,观众人群相对固定,反复观看相同表演,是否会产生审美疲劳?
对此,韦芝回应称,下一个阶段,协会将继续为艺人们寻找更合适的表演区域。
随着天气转冷,街头表演工作也开始面临新的挑战。
按照领证时所签承诺,街头艺人每次表演需持续至少两个小时,但陆昕一往往坚持不下来就收工了。他的表演对着装要求很高,穿得太臃肿就无法进行。“太冷了,表演不下去了,今天收工了,抱歉,感谢大家!”寒冬时节,一次又一次,他只能向围观人群深深鞠躬致歉、致谢,然后提前离场。
静安区文化局表示,或将按季节区分街头艺人表演场地,春秋室外、冬夏室内。目前,正跟辖区内一家商场沟通,希望为街头艺人增设室内表演空间。
虽然面临一些困难,但将街头艺术推行下去已成共识。上海市文广局市场处处长杨瑞娴表示,在条件成熟后,上海计划扩展持证街头艺人数量,为他们提供更多表演场地。
在试点期间,罗怀臻曾和街头艺人进行接触。他发现,市民对街头艺人没有排斥感,艺人也没有被歧视感,收入也符合预期,也没有出现噪音扰民、影响交通等问题。
“到目前为止,试验得很好。”罗怀臻认为,这是上海在现代文明发展中跨出的不小一步。
12月3日下午,上海静安公园门口。
一辆城管执法车缓缓停靠过来。几名身着制服的执法人员下了车,驱赶着人群中的“违规经营者”,疾声厉色。卖手抓饼的小摊贩、裸露着残肢的乞讨者,闻声而逃。
看到门口西侧聚集了一撮儿人,一个城管来到近前,扒拉开层层围观人群,高声喊道:“干什么的干什么的!”待看清眼前状况,他低声嘟囔了一句:“噢,你是有证的。”
被围在人群中央的李雄刚,操着一口地道的上海话回应他:“是的哦,阿拉是有证的街头艺人。”
李雄刚被称为“易拉罐制作达人”。他可以用一把剪刀、一管胶水,将废弃的铝制易拉罐,制作成一幅幅精致的剪贴画。他的“护身符”,是一张《上海街头艺人节目审核许可证》,被他塑封得严严实实,摆放在摊位最显眼位置。
这张许可证,让他可以免于被城管驱赶,心安理得地在街头摆摊设点。目前,全上海只有8名街头艺人拿到了这张许可证。李雄刚是第6个,编号为“NO.006”。
今年10月25日,上海市试行街头艺人持证上岗,首批有8名街头艺人拿到了许可证,获准走上街头进行表演。这是国内城市为数极少的街头艺人职业合法化探索。
有钱的捧钱场,没钱的捧人场
十几年来,靠着这门手艺养家糊口。李雄刚说,自己消耗的废弃易拉罐已超过13万只
“你要是看着喜欢,拿走就行,钱给不给都无所谓。”
只用了不到10分钟,李雄刚就应一位属兔游客的请求,完成了一幅“山兔卧石,凝神沐月”的银色易拉罐剪贴画。他用枣红色相框装裱起来,双手递给了这名游客。
游客掏出30元钱,蹲下身,小心地放在李雄刚脚下的盒子里:“李老师,谢谢您!”
随后,李雄刚又应数名围观者要求,为他们制作了同样的属相工艺品。有人给100元,有人给10元,还有人说声感谢后直接拿东西走人。对于给钱的,李雄刚道声“谢谢支持”,对于没给钱的,他同样热情招呼:“你喜欢就行!下次再来!”
不定价、不销售、不乞讨、不扰民,是街头艺人们在领取许可证时,签下的职业承诺。
李雄刚说,这就叫:“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空闲的捧个留场,喜欢的捧个情场。最重要的是,给大家一个乐场,也给自己一个展示手艺和寻求认同的人场。”
今年52岁的李雄刚,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拥有机械工程学士学位。上世纪90年代,他接替父亲的班,进入上海市一家废旧物资利用公司上班,每天和易拉罐打交道。
1991年,他无意间看到一个由易拉罐改装的烟灰缸。这个简单的作品,为他和易拉罐之间牵起了红线。他突发奇想,用易拉罐制作成小礼品,送给朋友,没想到大获好评。从此,他着了迷,稍有闲暇就琢磨新的易拉罐制作方法,渐渐掌握了这门独特的手艺活儿。
1998年,李雄刚下岗了。迫于生计,他将自己制作的易拉罐工艺品,拿到上海老城隍庙出售,竟然颇受欢迎。后来,他干脆在城隍庙租了个摊位,由妻子负责看守。十几年来,靠着这门手艺,他得以养家糊口。如今,李雄刚说,自己消耗的废弃易拉罐已经超过13万只。
李雄刚说,对于这种易拉罐环保艺术,外国人的接受程度和热衷程度远远超出他的预期。
他举例说,自己曾收到一份从美国空运来的“大礼包”。拆开一看,里面是36个空易拉罐,罐身写满英文,是一个美国啤酒品牌。寄件人是他的铁杆“粉丝”美国人罗兰。“他几年前在城隍庙看到我的作品后,非常喜欢。”这次,罗兰在万里之外向李雄刚提了一个要求——用他最喜欢的啤酒品牌的易拉罐,为他最钟爱的一个棒球场作一幅画。
“易拉罐不值钱,空运邮费倒是可以买好几箱啤酒了。”李雄刚打趣说,“这就是对艺术的热情。”根据罗兰提供的球场图片,李雄刚只用几天就完工,对方看到后“特别满意”。
除了在家搞创作,他也很喜欢到街头摆摊,一方面是为了增加收入,另一方面也想向更多的人现场展示易拉罐制作手艺。
但是,有时候他刚刚在路边摆好摊,城管执法人员就过来“劝离”。过往行人经过他的摊位时眼睛直视前方,生怕被缠上一样。这让李雄刚很受伤:“好像就是个博人同情的乞讨者,而不是靠本事赚钱的手艺人。”
今年10月,事情有了转机。上海市开展街头艺人持证上岗试点,李雄刚很快提出申请。不久,他通过面试和培训,拿到了《上海街头艺人节目审核许可证》,成为首批8名持证街头艺人之一。
作为持证街头艺人,李雄刚说,虽然不能像以前一样叫卖作品,但他感到自己的手艺得到了别人的尊重和认可。“人们看到这个证书,愿意停下脚步,认真看我现场展示,欣赏我,支持我。”
卖艺不是乞讨
让兄弟俩很感动的一个细节变化是,现在给钱的人们,更多的是蹲下身子将钱放在篮筐里,而不是像以前一样站着扔进去
和李雄刚一样,其他街头艺人也认为,这张许可证,带给他们的,不仅是不被驱赶的安定,更重要的是身为职业艺人的尊严和面子。
因此,在表演时,他们总是把这张“上岗证”摆在最显眼的位置,也乐于向围观人群反复介绍:我们是经过专业认证的,全上海甚至全国也只有8张这样的证!
“我们的确是小丑,但我们是有证的高品质小丑。”“小丑气球兄弟”王士平、王路平的街头表演总是很聚集人气。
他们穿着色彩艳丽的小丑服装,戴着桃红色的爆炸式假发,一边和围观人群插科打诨,一边调动灵巧双手,对着气球一阵扭、转、拧。没一会儿,皇冠、弓箭、步枪、小狗等造型赫然诞生,成为孩子们手中最拉风的玩具。
“双休日天气好的时候,800元、1000元也是赚过的。但连续表演一两个小时只赚到2块钱的事儿也发生过。”王氏兄弟坦承,“每一分钱都赚得特不容易。”
他们的收入,来自街头表演和参加商业演出,能维持基本的吃穿住行,但留不下太多积蓄。
十几年前,兄弟俩来到上海谋生,却一直找不到稳定生计,频繁变换工作。“一个月工资一两千块钱,还经常因为请假、完不成任务被扣钱。”兄弟俩过得既不富裕,也不自在。
六年前,当时正从事采购工作的弟弟王路平,在一些活动现场看到用气球做出的造型,被深深吸引了。他从超市里买了一包长条气球,回家从网上搜教程,研究气球玩具的制作方法。他做出的第一个小天使造型,让一直没把这当回事儿的哥哥王士平也产生了兴趣。兄弟俩一起研究,手艺迅速长进,萌生了在街头表演的想法。
王路平回忆说,第一次表演选在浦东一家商业广场上,刚站下就感受到路人复杂的目光,两人都觉得“特没面子,很掉价儿”。直到两个月后,他们才调整好心态。
尝试表演一段时间后,兄弟俩决定辞职,专职从事小丑气球表演。这惊动了家里的两位老人,他们的传统观念希望儿子们工作稳定。王路平明白:“儿子上街扮小丑,说出去总觉得不好听。”
盛夏高温和隆冬严寒,都会让兄弟俩的表演缺少观众,揭不开锅。他们回忆说,有一年冬天,气温屡屡跌破冰点,兄弟俩拿着气球造型的手早已冻僵,在冷风中等了三个小时却分文未入。
现在,拿到了“上岗证”,兄弟俩少了很多顾虑。他们可以颇为自豪地告诉家里人,自己是经过官方认证的街头艺人。
站在街头,他们不再感到窘迫,而是大大方方地跟围观人群讲段子、开玩笑,还时不时跟大家回忆一下拿证时的经历:那个面试是非常严格的,100多个人在考场外面等着,叫到谁谁进去表演,也不当场告诉结果,我兄弟俩当时老紧张了,最后可只有8个人通过了面试呢……
让兄弟俩很感动的一个细节变化是,现在给钱的人们,更多的是蹲下身子将钱放在篮筐里,而不是像以前一样站着扔进去。这样一个简单的下蹲的动作,在街头艺人的眼中则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这不是施舍,而是一种尊重、欣赏。
至少得有艺可卖
陆昕一认为,为街头艺人颁发证书如果没有艺术门槛,那对真正的街头艺人而言反而是一场噩梦
陆昕一,这个默默无闻生活了33年的上海人,最近两个月突然变成了上海圈名人。他也是首批持证的街头艺人,专业技能是水晶球和杂技表演。
在空灵的背景音乐中,几只晶莹剔透的水晶球,时而毫无依附地“悬浮”在他手上,时而行云流水般在他手背、肩膀、颈部游走。一套表演5分钟左右结束,陆昕一将水晶球放在胸前,鞠躬、致谢。围观人群鼓掌赞叹,掏钱放进陆昕一面前的黑色魔术帽中。
除了帅气的外表、柔若无骨的手法、魔幻的水晶球表演,陆昕一常常为人说道的,是他的“海归”背景。
陆昕一高中毕业后留学瑞士,后来攻读会计专业。在瑞士留学期间,街头艺人的表演让他印象深刻,“不仅数量多,而且表演氛围好”。2004年学成归国后,他没有按照家人预想成为“金融白领”,而是对魔术着了迷,萌生了做街头艺人的想法。
但是,当他了解到国内街头艺人并没有合法空间,常常和乞讨者一样被城管驱赶后,他暂时放弃了在国内做街头表演的想法。
他前往马来西亚,成为一名街头艺人。今年2月,他回到上海,依旧只选择参加一些剧场秀和公益表演。渴望在国内得到身份认同的陆昕一,给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发了封邮件,表达了想在上海做街头艺人的想法。
没想到,10月初,他接到了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的面试通知。顺利通过后,他成为国内首批8名持证上岗的街头艺人之一,编号“NO.001”。
陆昕一很看重这张《上海街头艺人节目审核许可证》。“对我而言,仅次于身份证。”
陆昕一每周都有几个下午按时到达指定地点进行表演。当人群中有年龄较大者把他称为“讨饭的”时,他会立即指指自己的许可证,语气急促地回应:“我们是经过认证的街头艺人,可不是讨饭的!”
陆昕一认为,街头艺人和乞讨者有很大区别,拉着跑调的二胡或放音乐假唱的,是乞讨者,而街头艺人是具有较高水平的一技之长的。为街头艺人颁发证书如果没有艺术门槛,那对真正的街头艺人而言反而是一场噩梦。
在陆昕一看来,如果做得好,街头艺人就有可能被经纪公司发现,获得更多资讯以及更多工作机会。
迟来了十年的议案
早在2004年,罗怀臻就以上海市人大代表身份,首次以“街头艺人管理”为题提交了议案。2008年,罗怀臻联合其余11位代表,再次提出议案
上海成为街头艺人持证上岗的先行者,与本地学者多年呼吁有关。
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戏剧学院教授罗怀臻,便是其中最活跃的推动者。
罗怀臻有机会到世界各地行走,经常见到散落在街头、公园等公共空间中的街头艺人。他发现,这些艺人跟国内经常看到的乞讨性“卖艺”有本质上的不同。
“放一顶帽子、一个琴盒,完全没有低三下四的感觉。观赏者给钱时,不仅没有居高临下的施舍感,相反会因欣赏到美好的人和事物而产生愉悦甚至感激。”
与之相比,罗怀臻觉得,国内城市越来越干净,越来越漂亮,就是少一点活力和灵性。
罗怀臻认为,街头艺术自古以来就是精英艺术、宫廷艺术的重要源头。“无论是马三立、侯宝林,还是徐玉兰、袁雪芬,这些文艺大师早年都是从庙会、街头等与观众距离最近的舞台上崭露头角,然后才慢慢走向剧场。”
因此,早在2004年,罗怀臻就以上海市人大代表身份,首次以“街头艺人管理”为题提交了议案。2008年,罗怀臻联合其余11位代表,再次提出议案。
据《东方早报》2008年的报道,对于罗怀臻等人2008年的议案,上海市人大科教文卫委曾在当年公开回应:建议政府相关部门对街头艺人现状开展调研,力争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举办之前制定管理办法。
这让罗怀臻看到了希望,街头艺人持证上岗似乎指日可待。
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直到2010年10月底世博会结束,街头艺人的管理条例依旧音信全无。
2012年上海“两会”,他再次联合9位代表提交议案,建议转变对街头艺人的管理思路,给真正的街头艺术留下发展空间。
罗怀臻认为,城市街头艺人大致分两类,一是乞讨型,应让其进入公益性救助系统,二是艺术型,应鼓励、引导和规范。
这一提案,在当年12月上海市政府参事室举办的“城市发展与文化建设”研讨会上,首次得到政府部门的公开回应。时任上海市文广局新闻发言人贝兆健在研讨会上透露,市人大2013年将对上海街头艺人管理进行立法调研。
经过一年多的筹备,事情终于有了实质性进展。今年10月25日,上海为首批8名街头艺人颁发了许可证,正式展开了街头艺人持证上岗试点工作。
不是一个部门说了算
上海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曾就此召开专题论证会,现场一下子来了10多家相关单位,涉及文化稽查、文化管理、城市管理、市容管理、公安、交通……
如今回想起来,罗怀臻评价自己10年前的提案“不知轻重”。
之所以有此评价,他表示,自己当初提这个议案时,“就如在创作时获得了一个灵感那般喜悦,完全不知道实现它有多复杂、多艰难”。
后来他得知,上海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曾就此召开专题论证会,现场一下子来了10多家相关单位,涉及文化稽查、文化管理、城市管理、市容管理、公安、交通、税收等多个职能领域。
街头艺人持证上岗之所以历时十年“难产”,首先是因为它在国内无先例可循,无章法可依。
与国内其他城市一样,从立法角度来看,目前上海市对街头艺人的管理仅有两部禁止性条例:
一是2001年《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道路、桥梁、人行天桥、地下通道及其他公共场所设摊经营、兜售物品。
二是专门针对地铁卖艺行为的《上海市轨道交通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禁止在轨道交通设施范围内擅自设摊、卖艺或者从事销售活动。
这两部条例,在街头艺人们看来,都是“冷冰冰、不友好的”。在以往被驱赶的经历中,他们曾多次从城管口中听到“二十五条”、“三十一条”这些关键词。
这是一个涉及多部门的联动行为,不是单独哪一个部门就能说了算的。
经过长达10年的准备,上海市最终确定,街头艺人试点规范工作,由上海市文广局牵头,全市10个部门参与协调,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负责具体实施。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寻访了全市100多位街头艺人。然后通过面试,甄选出8位高水平艺人。
“我们努力为真正有演艺水平的艺人提供一个生存环境。他们生存的关键在于两个,一是才艺,二是行人。”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会长韦芝表示。
首批试点的区域,被确定在静安区。这里是上海市的市中心,历来是上海的贵胄之地。在政府官方网站上,静安区称为了此次试点,动员了区文广局、绿化市容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城管执法局等14个部门联合参与。
艺人们的表演地点,一开始被设定在静安区嘉里中心广场。之所以选在这里,是因为这里年轻白领阶层聚集,对于街头表演这种相对前卫的艺术形式能够认可和接受。
协会与8名街头艺人分别签订了从业承诺书。与从前“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自由自在不同,持证街头艺人们被要求准时准点出现在指定地点。周一到周五,每天只允许两个艺人同时表演,周六和周日所有艺人才可集中献艺。
既已破冰,就不会再冻结
11月26日,为期一个月的第一阶段试点结束。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为艺人们换发了新证,展开了第二阶段的试点。许可证的有限期从1个月延长到3个月
尽管艺人们对持证上岗表示欢迎,但社会上却有不同声音。
反对者认为,持证上岗要求街头艺人在指定时间到指定地点表演,这破坏了街头艺人自由自在的原生态表演。
但记者采访多位街头艺人,他们的主流观点则认为,比起被限制的部分自由,艺人们更看重从中得到的认同感和安全感。
陆昕一认为,不能要求一步到位,街头艺人现在最需要的是合法的生存空间和大家的普遍认同。况且,“每天只有两人去街头表演,大家轮着来,还有足够自由时间可以支配”。
11月26日,为期一个月的第一阶段试点结束。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为艺人们换发了新证,展开了第二阶段的试点。许可证的有限期从1个月延长到3个月。
艺人们反映,嘉里中心广场虽然白领聚集,但他们来去匆匆,驻足时间不长。而与之相隔不远的静安公园,不仅聚集了有钱有闲的中产人群,还因为紧邻静安寺,可吸引大量游客,“人气儿更旺”。
这一建议,很快被采纳,第二阶段试点的表演区域被换到了静安公园。
艺人们还担忧,长期在一个场地表演,观众人群相对固定,反复观看相同表演,是否会产生审美疲劳?
对此,韦芝回应称,下一个阶段,协会将继续为艺人们寻找更合适的表演区域。
随着天气转冷,街头表演工作也开始面临新的挑战。
按照领证时所签承诺,街头艺人每次表演需持续至少两个小时,但陆昕一往往坚持不下来就收工了。他的表演对着装要求很高,穿得太臃肿就无法进行。“太冷了,表演不下去了,今天收工了,抱歉,感谢大家!”寒冬时节,一次又一次,他只能向围观人群深深鞠躬致歉、致谢,然后提前离场。
静安区文化局表示,或将按季节区分街头艺人表演场地,春秋室外、冬夏室内。目前,正跟辖区内一家商场沟通,希望为街头艺人增设室内表演空间。
虽然面临一些困难,但将街头艺术推行下去已成共识。上海市文广局市场处处长杨瑞娴表示,在条件成熟后,上海计划扩展持证街头艺人数量,为他们提供更多表演场地。
在试点期间,罗怀臻曾和街头艺人进行接触。他发现,市民对街头艺人没有排斥感,艺人也没有被歧视感,收入也符合预期,也没有出现噪音扰民、影响交通等问题。
“到目前为止,试验得很好。”罗怀臻认为,这是上海在现代文明发展中跨出的不小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