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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腐败,根在哪儿?

——专访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教授李侠

2014-10-29 作者: 来源: 大众日报
  根据近日公布的数据,继2012年我国研发费用首次突破万亿之后,2013年我国研发费用占GDP的比重也首次突破了2%。近年来,国家持续加大对科研事业的投入,而随着创新型国家战略的实施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相信未来几年,中国的研发投入仍然会保持高水平增长的态势。在国家科技投入“不差钱”的同时,科研腐败问题也日益突出,“最年轻院士”腐败案、广东科技系统贪腐窝案等,都揭示了在快速增长的科技投入背后,隐藏着巨大的贪腐和浪费黑洞。就此话题,我们采访了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教授李侠。
  这几年科研经费投入很大,但也仅仅是从“穷”的阶段发展到了“小康”水平
  本版编辑马清伟(以下简称“马”):近年来,国家对科技事业高度重视,在科研经费上的投入节节升高。但与此相对应,科技领域的腐败现象却日趋严重,除各种套取国家科研经费、跑冒滴漏等作假行为之外,动辄数千万元的腐败金额相比过去也更加触目惊心。您认为科研投入加大、科研腐败反而更严重的原因在哪里?
  李侠(以下简称“李”):这里面其实有一个误区。我国2013年的R&D投入(即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达到2%,确实是一件好事。但说实话,这只是刚刚进入一个良性状态,从“穷”的阶段发展到了“小康”水平,并不是说就多得不行了,还没到那种程度。与世界发达国家整体在2.5%以上的投入水平相比,我们的进步空间还很大。如果按人均来算,我们的差距就更大了。以2011年数据为例,美国人均R&D支出为1276美元/人,我们的邻国韩国是1111美元/人,日本是1260美元/人,中国则仅为218美元/人。因此,目前中国的人均科研经费实际上还处于比较低的水平,根据简单的经济学原则不难判断,中国科技界仍处于边际产出递增的阶段,这个时期继续加大投入将获得更大的回报,这已为世界经验所证实。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应该继续加大对科技的投入。
  而纵观中国经费分配中出现的诸多乱象与冲突,究其根源仍然是国家经费投入总量不足造成的。虽然我们的研发费用比重距世界主要发达国家还有一定差距,但我国的全时科研人员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一,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由于经费总量不足而带来的科技界过度竞争现象。
  另外,在投入快速增加的同时,我们的科研资源分配模式仍然是传统模式。经费突然增加以后,管理模式并没有作出适当的改革,这就导致经费的分配瞬间成为一个巨大的任务。怎么办?只能简单地把原有的经费翻倍,以此来冲抵经费增加所带来的工作量增加。比如一个经费分配部门,就五个人。第二年经费一下增加了很多,但部门编制不可能变,还是五个人。为了不增加工作量,只能把单个项目的额度提高。这就造成单个项目的经费越来越高,查出来的腐败金额也就越来越高。
  马:早在2010年,施一公和饶毅两位海归科学家就曾在《科学》杂志撰文,直指中国科研领域存在的种种乱象,并把这些乱象的根源“部分归结于体制,部分归结于文化”。体制和文化是科研腐败的深层因素,也是普通人很难真正了解的因素。那么具体来说,体制和文化究竟是怎样影响到接触经费的具体个人的?
  李:推动科技发展的要素有四个,即制度、人才、经费与文化。在这四项要素中,公众所能感觉到的只能是构成科技发展的可见要素,如人才与经费。而对于那些同样重要的隐性因素则没有直观感受。但对于科技界而言,那些无形要素才是真正制约科技发展潜力与后劲的原因所在。毕竟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早已证明,制度的作用大于技术,文化更是构成科技共同体成员创新思维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群体认知模式。如果说文化的影响只是观念层面的东西,那么,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群体行为,这点今天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
  如果还要在体制和文化之间作划分的话,我个人认为至少是六四,甚至是七三,也就是说体制占绝大部分。因为文化的形成和改变是非常缓慢的,而制度却可以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
  我们经常说,一个好的制度能够让坏人变好人;同样,一个坏的制度也能够让好人变坏人。为什么一个坏体制能让好人变坏人?就是因为在一个坏体制之下,做好人的收益不如做坏人,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做好人?坏人多了,制度就变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文化。同样,改变一种体制,文化也会跟着改变。比如红灯停、绿灯行,这是一种制度措施,时间长了,大家都知道这是一种规则,看到红灯必须停,不停你会出问题的。慢慢地,这种规则就变成了一种文化。这就是我给体制六或七成的原因。因为体制是大家可以做的,改变体制就可以重新塑造人的认知框架和行为模式。
  没有人愿意“摧眉折腰事权贵”,但当游戏规则就是这样的时候,每个人也都会去算一笔账的
  马:很多人认为,科研腐败的一大原因是,人们对科研经费的竞争太过激烈,并认为这构成了一些人不得不跑关系、争取项目的无奈因素。现实中我们也能看到,很多高校、科研机构是把争取到的课题经费、级别,与具体科研人员的职称、收入、晋升直接挂钩的。换句话说,年轻的科研人员如果不去争课题、跑项目,可能连相对体面的生活水准都达不到,更别提职称、职务的晋升了。这种“赶鸭子上架”的现象,体现了我国科研管理体制的何种矛盾之处?
  李:当下中国科技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科学评比商业化。谁的经费多,谁的水平就高;没有经费,你什么都不是。
  我们原有的科技评价体制中,对于人的评价一直是我们科技管理部门最为薄弱的环节。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二。其一,才能是隐性的。如何评价个体所具有的隐而不显的能力呢?这里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现象,为了解决这个困境,管理部门通常把隐性才能显性化——看文凭、看项目、看论文、看国家重大专项等。我们是通过对有形物品的分类、评级,来代替对人的内在创造力的分类、评比,以此来反推这个人的能力如何。
  这种落后的评价体制还造成了另外一种后果,就是“设租”“寻租”现象。管理部门掌握课题、项目的分配权,因为中间有利可图,过程又不公开透明,就自然地出现了“设租”“寻租”现象,败坏了学界风气。如果在一个群体内部,它的游戏规则是寻租比踏踏实实做事收益更高,那么人人都会去寻租,这就是中国科学界给人感觉越发混乱的一个根源所在。其实没有人愿意“摧眉折腰事权贵”,但当游戏规则就是这样的时候,涉及到具体的个人利益的时候,每个人也都会去算一笔账的。
  马:竞争性的经费分配方式,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赢家通吃”“二八法则”。越是名教授、或者院士,就越能获取大量的科研经费。比如“最年轻院士”案中,其所承担的重大课题项目经费达200亿元。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名教授、院士就成了“老板”“包工头”,其他人慑于其掌握的资源只能仰其鼻息,腐败自然就出现了。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避免这种多数资源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情况呢?
  李:这其实是我们的科研管理体制所面临的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同时也是世界性的难题。二八法则是什么?20%的人做80%的工作。的确,科学界的很多工作、很多重大成果是由很少的人做出来的。但是不是钱也应该由很少的人去拿?
  一些国家的战略性工程,或是事关国计民生的,像过去的“两弹一星”“超级水稻”,那就应该统起来,搞个重大项目,这是很合理的。但这种重大项目不能过多过滥。在整个中国科技水平还不是很高的情况下,真正处于国际科研顶尖水平的人才还不太多,搞那么多重大项目,很有可能会得不偿失。现在的一些做法是“移树不种树”,花很多的钱去移植一棵参天大树,而不去养自己的小树。我们应该趁现在国力快速发展的时期,没有战争、没有灾害,把小树松松土、浇浇水、施施肥,可能用不了多长时间,小树就会在适当的调理下慢慢长大。但很多人觉得,移植来的树好看,而且有政绩。问题是,移植来的树只有景观作用,并不具备改善整个生态的作用,所以还是要培养自己的小树。
  怎么培养呢?可以采取三种措施:其一,重大项目大幅瘦身,中小项目适度扩容,以此在短期内快速提升中国整体科技实力;其二,根据人才水平的能力分区原则,资源投放规模也相应设置成大、中、小项目,任何人只准选择一个级别的申报,严禁赢者通吃现象带来的资源边际效用递减现象的发生;其三,在总量资源配置中,应该把科研项目申报与科研保障经费供给并列,科研人员可以任选一种支持模式,以此缓解每年快速增加的申报与评审压力。喜欢冒险的科研人员,可以选择申报项目,不喜欢冒险和浪费时间写标书的科研人员可以申请保证性经费支持,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自由选择。
  经费的分配不仅仅为了取得短期的成果,更重要的是为未来培育人才,以及为整个社会积累知识资本库存。当下的中国多一个、两个诺贝尔奖,对于中国整体科技实力的提升意义不大,仅具有象征意义,远不如整体实力提升带来的收益高,到那时收获更多诺奖也只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管理部门的土豪思维,造就了科技界对于土豪的追捧,因此应该弱化行政权力。权力分散之后,自然就会带来一种结构性的变革
  马:随着科技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增强,相信国家仍会不断加大对科技事业的投入。“蛋糕”越来越大,亟需我们改变过去的“切蛋糕”模式,否则“几千亿扔进去却不见有什么重大成果出来”的局面还会出现。您认为,我们过去的科研管理模式,最大弊端是什么?应该如何改变?
  李:当下中国公众对于科研经费的诟病主要在于如下两点:其一,分配的不公平与使用效率的低下;其二,投入与产出不匹配,真正重大科技成果的产出乏善可陈。
  由于科研管理机制整体水平提升的严重滞后,导致现有的管理架构无法有效地配置快速增加的科技资源(人才与经费),结果就是管理部门只简单地按比例提升项目的资助幅度,以此消化科技增量,并减轻评审的负担,以及维持原有的管理框架,只重视资源投入与产出,而无视或者轻视科技发展的现实需求与科研基础环境配套的建设,带来的就是目前这种华而不实的畸形发展状态。这就是我们在科技界常见的现象:土豪模式,没有技术含量,只是经费多。管理部门的土豪思维,造就了科技界对于土豪的追捧。管理部门的支持就是通过增加投入来表达的,其实,这种原始的简单要素的投入模式只能维持低端知识生产,而国家所追求的原始创新是这种模式下无法实现的。毕竟知识生产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仅有钱是不够的,否则的话海湾国家就将是科技最发达的地区了。
  土豪模式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功利主义的“不见兔子不撒鹰”,总怕吃亏,一切都是即时交易,不考虑未来。只有耐下心来培养人才,才会有可持续的知识产出和创新。靠土豪模式的购买是买不来科技强国的。
  2013年中国的研发投入突破了GDP的2%,科技管理部门有钱了,如何让这些宝贵的科技资源创造出更多的高质量的知识产品,从而实现从科技大国向科技强国的转变,中国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原有的管理模式是不行的。这就需要科技体制改革从结构入手,以此带来状态与绩效的根本性改变,原有的靠砸钱的土豪模式显然难当大任,也是不可持续的。
  马:科研“去行政化”是很多人开出的药方。科研资源很大程度上由行政力量来支配,也确实是当前科研领域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科研中的应用性研究可以交给市场来做,基础性研究却还要依赖国家财政的支持。因此,完全的去行政化是不可能的,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如此。问题在于,我们应该如何在行政力量和学术力量中间找到平衡,二者既分工明确又相互配合,从而使科研经费等资源达到最合理有效的分配?
  李:中国科技体制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权力的分配严重不对称:科技体制之内权力分配过于分散;科技体制之外,权力分配过于集中,一切科技的事情都是由权力部门决定,这种权力配置结构是极为不合理的。对于体制内而言,与中国科技有关的部门有很多家,如中国科学院、中国科技部、国防科工委、教育部、科协等等,导致体制内存在多个权力主体并存,这种现象带来的一个最为诡异的局面就是没有人知道谁该为中国科技的总体发展状况负责?原本指望通过这种模式在多元权力主体之间形成竞争,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各个部门之间条块分割,各自为政,导致科学场域实际处于割据状态。在资源分配时,各个权力主体争着分蛋糕;在盘点国家目标(使命)或责任时,没有任何机构愿意为此负责,这就是我们习以为常的责任主体不明确现象。
  科技、教育本身就是国家的行政部门,是社会化大系统里的一个子系统,它怎么“去行政化”呢?但是遏制行政化、弱化行政化是可以的。行政化萎缩之后,来自市场的力量就会逐渐增强,那么整个体制就会向好的方向发展。以基础研究来说,国家是出钱的一方,他自然有作为“老板”的权力。但招标、评审等后期程序,就不应该由自己说了算了,而应该委托给第三方,一个独立机构。权力分散之后,自然就会带来一种结构性的变革。为什么我们的原始创新比较少?因为创造力和重大突破性成果原本就是不确定的成果,现在一切研究已经被事先设定好了,这期间所丢失的东西正是科学研究的灵魂所在,科学研究就这样成为了计划模式的牺牲品。
  所以,政府应该负责保证供给和作出大的方向规划,但后面的部分、细节的部分就可以委托出去。结构性变革之后,政府不再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相信就会带来整个科技共同体的状态和趋向上的根本性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