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学斌
时下之民国热,常以彼时高等教育为范本,用来对比如今大学校园之风气日下。譬如许多年轻人不买书、不翻书、不读书,整天忙着谈恋爱、干兼职、玩网游。其实民国何尝不是如此。眼瞅着学子们不求上进、虚度光阴,北大教授刘半农曾吟诗讽道: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正好眠。秋有蚊虫冬有雪,收拾书包好过年。
此劝学诗仅可算作刘小试牛刀而已。有一年秋天,刘半农参与北大招考新生阅卷。孰料考生错别字多得出奇,令阅卷老师大为恼火。有人写“民不辽生”的；有人写“欧州”的；有人写“倡明文化”的；还有人写“苦脑”的。可见,民国不少学子国文水平之低丝毫不逊于当下某些大学生。看罢如此让人哭笑不得的考卷,刘慨叹之余,做打油诗云:“民不辽生”缘国难,“欧州”大战本应当；“倡明文化”何消说?“苦脑”真该加点糖。有的考生把留学生写成“流学生”,刘半农云:先生犯了弥天罪,罚往西洋把学流。应是九流加一等,面筋熬尽一锅油。“面筋熬尽一锅油”,乃指吴稚晖曾言:外国为大油锅,留学生为油面筋,意思是指留学生出国镀金,去时小而归来庞大。另有一个考生说:“严嵩是汉朝人,为王昭君画像者。”手捧这等极似“穿越剧”的答案,刘半农张口又云:严嵩分发汉朝去,画了昭君失了真。止水老爹开口笑,我家少却一奸臣。
考生们各种光怪陆离、令人捧腹的答案,着实不少,刘将其汇总一起,连缀成篇,以《问卷杂诗》为题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组诗作,并很快引起社会极大反响。人们纷纷对民国学生的语文水平担忧不已,不少读者致信刘半农请其提供解决之良方。本来意在吐槽的刘教授,面对时人这般高难度的求助,一时也不知从何解答。其实就连当时执掌北大中文学科的胡适也为此事苦恼不已,不断强调“北大招考新生,国文试验,以最容易的国文常识测试,而结果大多数学生不及格”,并一再向教育部反馈改善建议。
按照常理,老师有权出题,便有责任批卷,不过也有不走寻常路者,师大教授钱玄同便是一例。每逢考试,钱将试卷发下后,便从皮包里拿出一叠文稿,开始写作,永不抬头。等考试完毕,他把试卷收齐,也不打分,径直交给教务处。师大教务处更是特地为他刻了一个木戳,上写“及格”二字。只要卷上有字者,便可盖上木戳,记入学分册。考而不阅,这恰是钱的高明之处。因为课堂所学是入门,自修研究乃个人之事,考试仅是应付形式,根本无法检验学生的学术水平。所以在考试上过于较真反而只能适得其反,浪费精力,何不放手不管,一律开绿灯。不过,钱玄同的这种做法也非屡试不爽。他在燕大兼课时,期末考试结束,照例不看考卷,交给学校。学校退回,钱玄同还是不看,亦退回。如此三番五次之后,燕大依据校规通知钱玄同,如果不判考卷,则将扣发薪水。钱玄同马上复信,附上一沓钞票。信中说:“薪金全数奉还,判卷恕不能从命。”双方互不让步,此事最后也就不了了之。钱对个人理念之坚持,实可经得起金钱之考验。
其实,不管考生素质如何,老师所拟试题绝不应敷衍懈怠,且往往其中颇有玄机,待有心人来解码。民国最著名因试题引发的事件,莫过于1932年秋的清华大学“入学考试风波”。此次国文试卷由陈寅恪命题。陈氏别出心裁给考生出了一道“对对子”题目:“孙行者”,还有一道作文题:“梦游清华园记”,这在当时诚可谓突破高校考试定规。陈之所以大胆创新,实有其隐衷。上世纪20、30年代,西学甚盛,洋风劲吹,人们对传统文化日渐淡漠,反映在中学国文教育方面,即年轻人大都对古典很隔膜,更谈不上熟用,陈曾叹“连岁校阅清华大学入学国文试卷,感触至多”。其同事浦江清更是明言:“今日一般人国文程度太坏,大学生几如中学生”。故陈破常例之举,当含有引起社会关注中学国文教育之深意。
一石投下,果然泛起层层涟漪,只是国人之反应却出乎陈氏意料。比如有人指出“大学入学试题影响到中学课程,非常重大；以堂堂国立清华大学,竟标奇立异的出‘对对子’,丝毫不顾全国中学的国文课程”,甚至告诫清华管理层,“希望清华大学负责者对于这个出‘对对子’的问题详细研究一番,如以为可,请发表颠扑不破的理由；如以为不可,请设法矫正；切勿持‘相应不理可也’的态度”。更有甚者,认为这种题目背后隐藏着不可明说之“阶层歧视”。如有文章指责“梦游清华园记”是“一个漂亮的麻木不仁的游清华园的题目”。对于从穷乡僻壤赴京赶考的学子而言,清华园就像天堂般遥不可及,因此游清华园是“小资产阶级的先生们所想望的事”,穷孩子们“不敢崇拜伟大的清华大学所在的清华园的学生,连那妄想也不敢存,那如何敢梦游呢?”面对种种质疑,陈寅恪虽如学生回答老师提问般去尽力解释,但也颇感时人未能领会其本意之无奈。正因忧恼相叠,陈氏也不禁略失风度,同傅斯年说了“明年若清华仍由弟出试题,则不但仍出对子,且只出对子一种”之气话。奈何“民意”大过天,来年清华大学迫于压力,只得换人命题。
作为象牙塔,高校向来与社会保持一定距离,故教授讲课与命题亦有其自主性。一旦入学考试之类的环节进入公众视野,并成为社会关注甚或监控的话题,那即意味着教授在考察学生之同时,亦须接受社会大众之考验,正如今日每年之高考作文题,同样会引起社会无数评议。无论教授们情愿与不情愿,其命题完毕之际,等待他们的,既要主动给考生们做“结案陈词”,又得被动地静候国人之“三堂会审”。大学之独立性自此逐渐消解,而这似又是现代国家演进之趋势。
时下之民国热,常以彼时高等教育为范本,用来对比如今大学校园之风气日下。譬如许多年轻人不买书、不翻书、不读书,整天忙着谈恋爱、干兼职、玩网游。其实民国何尝不是如此。眼瞅着学子们不求上进、虚度光阴,北大教授刘半农曾吟诗讽道: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正好眠。秋有蚊虫冬有雪,收拾书包好过年。
此劝学诗仅可算作刘小试牛刀而已。有一年秋天,刘半农参与北大招考新生阅卷。孰料考生错别字多得出奇,令阅卷老师大为恼火。有人写“民不辽生”的；有人写“欧州”的；有人写“倡明文化”的；还有人写“苦脑”的。可见,民国不少学子国文水平之低丝毫不逊于当下某些大学生。看罢如此让人哭笑不得的考卷,刘慨叹之余,做打油诗云:“民不辽生”缘国难,“欧州”大战本应当；“倡明文化”何消说?“苦脑”真该加点糖。有的考生把留学生写成“流学生”,刘半农云:先生犯了弥天罪,罚往西洋把学流。应是九流加一等,面筋熬尽一锅油。“面筋熬尽一锅油”,乃指吴稚晖曾言:外国为大油锅,留学生为油面筋,意思是指留学生出国镀金,去时小而归来庞大。另有一个考生说:“严嵩是汉朝人,为王昭君画像者。”手捧这等极似“穿越剧”的答案,刘半农张口又云:严嵩分发汉朝去,画了昭君失了真。止水老爹开口笑,我家少却一奸臣。
考生们各种光怪陆离、令人捧腹的答案,着实不少,刘将其汇总一起,连缀成篇,以《问卷杂诗》为题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组诗作,并很快引起社会极大反响。人们纷纷对民国学生的语文水平担忧不已,不少读者致信刘半农请其提供解决之良方。本来意在吐槽的刘教授,面对时人这般高难度的求助,一时也不知从何解答。其实就连当时执掌北大中文学科的胡适也为此事苦恼不已,不断强调“北大招考新生,国文试验,以最容易的国文常识测试,而结果大多数学生不及格”,并一再向教育部反馈改善建议。
按照常理,老师有权出题,便有责任批卷,不过也有不走寻常路者,师大教授钱玄同便是一例。每逢考试,钱将试卷发下后,便从皮包里拿出一叠文稿,开始写作,永不抬头。等考试完毕,他把试卷收齐,也不打分,径直交给教务处。师大教务处更是特地为他刻了一个木戳,上写“及格”二字。只要卷上有字者,便可盖上木戳,记入学分册。考而不阅,这恰是钱的高明之处。因为课堂所学是入门,自修研究乃个人之事,考试仅是应付形式,根本无法检验学生的学术水平。所以在考试上过于较真反而只能适得其反,浪费精力,何不放手不管,一律开绿灯。不过,钱玄同的这种做法也非屡试不爽。他在燕大兼课时,期末考试结束,照例不看考卷,交给学校。学校退回,钱玄同还是不看,亦退回。如此三番五次之后,燕大依据校规通知钱玄同,如果不判考卷,则将扣发薪水。钱玄同马上复信,附上一沓钞票。信中说:“薪金全数奉还,判卷恕不能从命。”双方互不让步,此事最后也就不了了之。钱对个人理念之坚持,实可经得起金钱之考验。
其实,不管考生素质如何,老师所拟试题绝不应敷衍懈怠,且往往其中颇有玄机,待有心人来解码。民国最著名因试题引发的事件,莫过于1932年秋的清华大学“入学考试风波”。此次国文试卷由陈寅恪命题。陈氏别出心裁给考生出了一道“对对子”题目:“孙行者”,还有一道作文题:“梦游清华园记”,这在当时诚可谓突破高校考试定规。陈之所以大胆创新,实有其隐衷。上世纪20、30年代,西学甚盛,洋风劲吹,人们对传统文化日渐淡漠,反映在中学国文教育方面,即年轻人大都对古典很隔膜,更谈不上熟用,陈曾叹“连岁校阅清华大学入学国文试卷,感触至多”。其同事浦江清更是明言:“今日一般人国文程度太坏,大学生几如中学生”。故陈破常例之举,当含有引起社会关注中学国文教育之深意。
一石投下,果然泛起层层涟漪,只是国人之反应却出乎陈氏意料。比如有人指出“大学入学试题影响到中学课程,非常重大；以堂堂国立清华大学,竟标奇立异的出‘对对子’,丝毫不顾全国中学的国文课程”,甚至告诫清华管理层,“希望清华大学负责者对于这个出‘对对子’的问题详细研究一番,如以为可,请发表颠扑不破的理由；如以为不可,请设法矫正；切勿持‘相应不理可也’的态度”。更有甚者,认为这种题目背后隐藏着不可明说之“阶层歧视”。如有文章指责“梦游清华园记”是“一个漂亮的麻木不仁的游清华园的题目”。对于从穷乡僻壤赴京赶考的学子而言,清华园就像天堂般遥不可及,因此游清华园是“小资产阶级的先生们所想望的事”,穷孩子们“不敢崇拜伟大的清华大学所在的清华园的学生,连那妄想也不敢存,那如何敢梦游呢?”面对种种质疑,陈寅恪虽如学生回答老师提问般去尽力解释,但也颇感时人未能领会其本意之无奈。正因忧恼相叠,陈氏也不禁略失风度,同傅斯年说了“明年若清华仍由弟出试题,则不但仍出对子,且只出对子一种”之气话。奈何“民意”大过天,来年清华大学迫于压力,只得换人命题。
作为象牙塔,高校向来与社会保持一定距离,故教授讲课与命题亦有其自主性。一旦入学考试之类的环节进入公众视野,并成为社会关注甚或监控的话题,那即意味着教授在考察学生之同时,亦须接受社会大众之考验,正如今日每年之高考作文题,同样会引起社会无数评议。无论教授们情愿与不情愿,其命题完毕之际,等待他们的,既要主动给考生们做“结案陈词”,又得被动地静候国人之“三堂会审”。大学之独立性自此逐渐消解,而这似又是现代国家演进之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