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刘军红
7月28日,安倍政权突然改变姿态,追随美国制裁俄罗斯,声称要冻结与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及“破坏乌东局势稳定有直接关系”的人员和机构的资产,限制从克里米亚进口商品。俄怒指其“不友好的短视”。日俄关系变冷,前景莫测。
2012年12月安倍执政后,推进与美欧不同的对俄外交,与普京打得火热,在乌克兰局势下,表现了与G7不同的特色,也赢得普京“谅解”。而今,安倍突然变调,明确站到美国一边,折射其另有谋略。
首先,看看安倍上台后为何加紧推进日俄战略外交。安倍再执政后,曾将重修日俄关系当作战略支点之一。其理由有三:一是要在战略上解决能源问题。2011年的地震、海啸事实上摧毁了日本执行40余年的核电战略,致使日本在打赢了金融危机的同时,却无法躲避“能源危机”的子弹。无论从能源进口金额上、进口来源上,还是能源的地缘政治上,日本面临的困境都不亚于1973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时期。比如,地震当年,日本液化天然气进口量净增1000余万吨,进口价格则是美国的4-5倍,比欧洲进口价格高出60%-80%,到目前,每年不得不多支付约7万亿日元的额外费用。这意味着国富的流失。而由此引发的是,日本能源自给率快速下降,低于1973年。作为世界最大的液化天然气进口方,日本的进口增量导致世界液化天然气价格居高不下,“亚洲进口”呈现紧缺态势,使能源的地缘政治结构骤然紧张,需求方的竞争意识和竞争预期加强。“水面下”的能源竞争,事实上推升了“水面上”的外交关系紧张。安倍的“地球仪外交”不得不将能源摆在首位。而拓宽日俄能源战略联系,分散中东、非洲,乃至亚洲的能源风险,堪称安倍外交的战略任务,不惜在美俄之间走钢丝、玩骑墙。
二是要在领土上解决历史难题。围绕北方四岛的主权争端,堪称日俄间具有历史意义的外交难题,以至于日俄至今尚无法签订“和平条约”。这在国际法上意味着尚未构建“非战关系”,意味着日本的安全环境面临潜在威胁。而安倍决意在任内借势其父安倍晋太郎,以及其政治后盾森喜朗在推进日俄关系上的成果,大胆拓展日俄关系,试图解决北方领土归属问题,青史留名。
三是要在亚太构建大国对华包围圈,形成实质抑制力。此前,日本虽然在我周边构建了“日美+1”、“日本+1”型对华包围网,但多数是与我周边小国构建的关系网,相对松散,制约力差。而安倍上台后,不顾条件不成熟,推进日俄外长+防长会议机制(“2+2”),试图通过与仅次于中美的大国俄罗斯构建“外交防务一体化”战略关系,对中国构成实质性的牵制力,特别是在地缘上、在能源战略上,甚至在通往北冰洋的航路上形成强有力的抑制力,以确保日本在亚洲的战略主导地位。显然,安倍的对俄外交具有大国平衡外交属性和特征,因此,在美国发起对俄制裁上,也曾试图走平衡路线,确保自己的大国地位。
其次,再看看时局变化。显然国际时局变化之快,是安倍始料未及的。围绕克里米亚问题一波未平,乌克兰东部局势硝烟又起；而“马航坠毁”与黑海、地中海,乃至波斯湾风云相生相伴,大国政治博弈快速换位,各家牌型斗转星移,变幻多端。与此同时,在东方,亚太格局、印太前景全面变化,安倍的“地球仪外交”被迫转向海洋,重新锁定大洋战略,自然需要向美国靠拢。而另一方面,美国在安全保障、能源供给,乃至海上地缘战略上,也给足了日本面子,既承诺了北美近2500万吨的天然气开发权益,也默认了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现货天然气供应条件,同时,近期又鼓励安倍行走拉美,构建跨太平洋的产业链、能源链、地缘链,以及入常链。面对时局变化的真实风险,以及美国包容下的现实利益,安倍的“地球仪外交”也无法不“从理想回归现实”。
事实上,安倍政权对俄态度的转变背后,还有一个容易被外界忽视,而又被日美格外重视的金融制裁原因。前不久,美国财政部表示将对俄主要企业的国际融资实施限制。看起来轻描淡写,似乎无关痛痒。而谙熟美国金融逻辑的日本深晓其威胁性。从日本的经验看,这意味着日本的大银行将无法向被美国指名的俄企提供融资,否则美国将利用其“国内金融立法”对在美设立分行的银行、包括其总行实施制裁。这就是“美国金融立法的国际化”。法国的巴黎银行就是一例。这对于准备在美国市场大展宏图的日本商业银行而言,堪称“撒手锏”,无力抗拒。而代表大银行、大资本和大产业利益的安倍政权,又如何能不顺应“民意”而转轨呢?这就是21世纪的国际关系。
7月28日,安倍政权突然改变姿态,追随美国制裁俄罗斯,声称要冻结与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及“破坏乌东局势稳定有直接关系”的人员和机构的资产,限制从克里米亚进口商品。俄怒指其“不友好的短视”。日俄关系变冷,前景莫测。
2012年12月安倍执政后,推进与美欧不同的对俄外交,与普京打得火热,在乌克兰局势下,表现了与G7不同的特色,也赢得普京“谅解”。而今,安倍突然变调,明确站到美国一边,折射其另有谋略。
首先,看看安倍上台后为何加紧推进日俄战略外交。安倍再执政后,曾将重修日俄关系当作战略支点之一。其理由有三:一是要在战略上解决能源问题。2011年的地震、海啸事实上摧毁了日本执行40余年的核电战略,致使日本在打赢了金融危机的同时,却无法躲避“能源危机”的子弹。无论从能源进口金额上、进口来源上,还是能源的地缘政治上,日本面临的困境都不亚于1973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时期。比如,地震当年,日本液化天然气进口量净增1000余万吨,进口价格则是美国的4-5倍,比欧洲进口价格高出60%-80%,到目前,每年不得不多支付约7万亿日元的额外费用。这意味着国富的流失。而由此引发的是,日本能源自给率快速下降,低于1973年。作为世界最大的液化天然气进口方,日本的进口增量导致世界液化天然气价格居高不下,“亚洲进口”呈现紧缺态势,使能源的地缘政治结构骤然紧张,需求方的竞争意识和竞争预期加强。“水面下”的能源竞争,事实上推升了“水面上”的外交关系紧张。安倍的“地球仪外交”不得不将能源摆在首位。而拓宽日俄能源战略联系,分散中东、非洲,乃至亚洲的能源风险,堪称安倍外交的战略任务,不惜在美俄之间走钢丝、玩骑墙。
二是要在领土上解决历史难题。围绕北方四岛的主权争端,堪称日俄间具有历史意义的外交难题,以至于日俄至今尚无法签订“和平条约”。这在国际法上意味着尚未构建“非战关系”,意味着日本的安全环境面临潜在威胁。而安倍决意在任内借势其父安倍晋太郎,以及其政治后盾森喜朗在推进日俄关系上的成果,大胆拓展日俄关系,试图解决北方领土归属问题,青史留名。
三是要在亚太构建大国对华包围圈,形成实质抑制力。此前,日本虽然在我周边构建了“日美+1”、“日本+1”型对华包围网,但多数是与我周边小国构建的关系网,相对松散,制约力差。而安倍上台后,不顾条件不成熟,推进日俄外长+防长会议机制(“2+2”),试图通过与仅次于中美的大国俄罗斯构建“外交防务一体化”战略关系,对中国构成实质性的牵制力,特别是在地缘上、在能源战略上,甚至在通往北冰洋的航路上形成强有力的抑制力,以确保日本在亚洲的战略主导地位。显然,安倍的对俄外交具有大国平衡外交属性和特征,因此,在美国发起对俄制裁上,也曾试图走平衡路线,确保自己的大国地位。
其次,再看看时局变化。显然国际时局变化之快,是安倍始料未及的。围绕克里米亚问题一波未平,乌克兰东部局势硝烟又起；而“马航坠毁”与黑海、地中海,乃至波斯湾风云相生相伴,大国政治博弈快速换位,各家牌型斗转星移,变幻多端。与此同时,在东方,亚太格局、印太前景全面变化,安倍的“地球仪外交”被迫转向海洋,重新锁定大洋战略,自然需要向美国靠拢。而另一方面,美国在安全保障、能源供给,乃至海上地缘战略上,也给足了日本面子,既承诺了北美近2500万吨的天然气开发权益,也默认了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现货天然气供应条件,同时,近期又鼓励安倍行走拉美,构建跨太平洋的产业链、能源链、地缘链,以及入常链。面对时局变化的真实风险,以及美国包容下的现实利益,安倍的“地球仪外交”也无法不“从理想回归现实”。
事实上,安倍政权对俄态度的转变背后,还有一个容易被外界忽视,而又被日美格外重视的金融制裁原因。前不久,美国财政部表示将对俄主要企业的国际融资实施限制。看起来轻描淡写,似乎无关痛痒。而谙熟美国金融逻辑的日本深晓其威胁性。从日本的经验看,这意味着日本的大银行将无法向被美国指名的俄企提供融资,否则美国将利用其“国内金融立法”对在美设立分行的银行、包括其总行实施制裁。这就是“美国金融立法的国际化”。法国的巴黎银行就是一例。这对于准备在美国市场大展宏图的日本商业银行而言,堪称“撒手锏”,无力抗拒。而代表大银行、大资本和大产业利益的安倍政权,又如何能不顺应“民意”而转轨呢?这就是21世纪的国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