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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裕禄同志生前倡导栽种的泡桐树如今已成为兰考县人民发家致富的“绿色银行”。左图这棵泡桐是焦裕禄同志于1963年春亲手栽种的。兰考人民为缅怀焦裕禄同志,亲切地称这棵泡桐为“焦桐”。现在“焦桐”已成为焦裕禄精神的象征。本报记者站在高大的树下,顿生敬仰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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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裕禄在亲手种植的泡桐树旁留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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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焦裕禄在门楼任村驻村工作时为群众挑水的水井,当时村里只有这一口井。焦裕禄在全村几十户贫下中农家轮着吃饭,不管到谁家吃饭,一进门都是先找桶,不担两挑水,他不端饭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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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工车间现状。1956年底,焦裕禄在此担任车间主任。至今,厂房的主体框架未变,许多当年的机床还在正常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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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矿山机器厂2-6职工宿舍东侧外景。焦裕禄一家在一单元西户生活过,一家8口人挤满了仅17平米的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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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考火车站南站台今照。焦裕禄曾多次在此安抚逃荒的兰考群众。1964年3月23日,他弯着腰走到火车站,在火车开动的前几秒,他还跟县委其他同事说,要抓好抗灾斗争。这一走,竟是永别。1966年2月26日,一辆护送焦裕禄灵柩的专列到达这里。火车站人山人海,数万群众扶棺前行。 |
有一个同志说:“坐办公室也一样工作嘛。”焦裕禄却风趣地说:“屁股和板凳结合得多了,腿就会软,脚跟就站不稳,容易跌跤。”
□ 本报记者 卢昱 本报通讯员 魏其宁
焦裕禄同志生前倡导栽种的泡桐树如今已成为兰考县人民发家致富的“绿色银行”。左图这棵泡桐是焦裕禄同志于1963年春亲手栽种的。兰考人民为缅怀焦裕禄同志,亲切地称这棵泡桐为“焦桐”。现在“焦桐”已成为焦裕禄精神的象征。本报记者站在高大的树下,顿生敬仰之情。
50年前的8月6日,焦裕禄正忙着在兰考最低洼、积水最多的张君墓公社检查灾情,勘察洪水流势。
在兰考,他待了475天整。如今,兰考与他,互为那段岁月的注脚。岁月无言。在百姓的口碑里,镌刻着常新的故事。
盛夏的兰考,学习热潮如气温一样高涨。全国各地的学习者纷至沓来,每周有将近4万人来到这里,追寻当年焦书记走群众路线的足迹……
记者重寻他的人生轨迹,蓦然发现,半个世纪后,许多记忆依然如此清晰……
给不出压岁钱的县委书记
7月23日清晨,走进雨后的山东博山北崮山村。顺着蜿蜒的石板路,穿过青瓦白墙的小巷,我们来到焦裕禄故居。这座占地不足半亩的四合院,承载了焦裕禄多少悲欢。
青苔爬满石磨盘,满地刺槐枯叶无人扫……
在院中央的石台边,焦裕禄的侄媳妇赵新爱聊起二叔最后一次探家时的情景。
“第一次见二叔是1964年,他一家人回来过年。那时候俺刚订婚,见到他时都不敢说话。他很瘦,脸色难看得很。”今年73岁的赵新爱说。
恰逢春节,按山东风俗,给刚订婚的侄媳妇一些压岁钱本是应该吧?被问及此,赵新爱却不好意思地搓起手来,“俺娘家人说他二叔在外面当官,保证给个三五块的压岁钱。结果,一分钱都没有,回娘家还落一顿笑话。”
其实,这个在兰考当县委书记的二叔,哪有富余出来的压岁钱。
准备从兰考启程回老家已是年底了,焦裕禄到县政府大院找到县长程世平,有些难为情地说:“老程,你手头宽不宽裕,能不能借我个三四百?”程世平知道,焦裕禄夫妇平时省吃俭用,要赡养双方老人,抚育6个子女,有时还接济穷困群众,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可没想到他一个十五级干部,连回老家探亲的路费都凑不够。
同事知道这位县委书记要回老家,看到他的穿着说:“老焦,你这样子回老家,老娘看了不难受啊?”为此,县委给他批了几张布票。
“我爸的棉裤,破得连自行车钥匙塞布袋里都找不着了,后来发现掉裤腿里了。”焦裕禄的二女儿焦守云回忆说。
那年冬天的雪下得深,一家人团聚,老宅里的年味愈发浓厚。
在老家待了半个月,返回兰考后的焦裕禄工作起来还是一如既往地忘我。正如1964年3月14日他在县常委生活会上讲的,“……在兰考一天,就要干一天工作。但最苦恼的是自己身体不好,肝疼,扁桃体肿大,现在又多了个腿疼。春节回老家借了300块钱,这个月可还100,争取3个月还清。工作上有些急躁,有时对下边的同志批评不够恰当。”
既然知道自己身体不好,为啥还不去看病啊,为啥还豁出命来干?!
“他太清楚了,包括回老家,他都觉得是和他们永别去了。”焦守云说。“怎么样治水,怎么样治沙,兰考的情况全部在他脑子里装着,谁都不可以替代的,所以就这么玩命地干。”
过年时借的钱还没还清,两个月后,焦裕禄走了,撇下家中的老老小小。
“我爸走时,我妈才33岁。她把我爸剩下的一些破旧衣服,修修改改给我哥哥穿,针也拿不住,剪刀也拿不住,手发抖,缝也缝不了。”谈及母亲,焦守云数度哽咽。
二道岗上栽洋槐
河南省尉氏县,焦裕禄曾两度在此战斗、工作。1947年冬,为扩大和巩固解放区,山东老区派出一支南下工作队,焦裕禄便是其中一员。1948年9月,焦裕禄被调到尉氏县大营区担任区长,镇匪、土改两手抓。
大营是有名的穷沙窝,也是方圆百里的土匪窝。全区70多个村庄,村村有土匪,小的不算,比较大的土匪头目就达100多个,加上土匪黄老三的带头阻碍,大营的土改工作步履维艰。
而在焦裕禄写给时任尉氏县县长张申的亲笔信中,可以看出他当时争取黄老三的努力:“黄老三想回来将枪交出,但他正在犹豫,恐怕政府说话不实,骗他回来杀他。这人能争取回来的话,可能带回许多人来。”
在汇报完镇匪的情况后,他笔锋一转,提到百姓疾苦:“大营西边君李一带这几个村子水淹得很苦,红薯都烂到地里去了。现在东西有两片水,约计有五十顷左右。群众叫苦,要求政府帮助他们挖河,将这片水放到大河。我想这一工作在群众秋收完毕后,我们可具体研究下,结合发动群众生产将这水想法输出。”
众土匪在乡间盘根错节,焦裕禄摸透乡情民意,三擒三纵黄老三,惩治了以黄老三为首的多名匪霸。据当时在大营担任区民政助理的马振营回忆,镇匪之后还有一个更耐人寻味的细节,为了治理大营北面沙岗,焦裕禄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用救济粮买鲜柳树橛,让生活困难的群众去栽,既造下了500余亩的封沙育林区,又解决了群众春季生活问题。
他还在大营东面的二道岗上与群众一同栽下了洋槐树,茅草不长的沙丘地由此长出好庄稼。
7月25日清晨,记者站在当年洋槐遍植的二道岗,见岗顶已被削去大半,黄土陡立,往郑州去的省道正在拓宽,熙熙攘攘的车流与微闹的蝉声相和,成片的洋槐灌木在白杨树下莽莽丛生。
转出二道岗,青纱帐顺着连日的雨水慢慢拔起。一路向南,沿着坑坑洼洼的乡间道路,我们来到门楼任村,找到焦裕禄当年为群众挑水的水井。井已干涸,投石有响。同是在这里,他在大雨如注的夜里彻夜不眠,带领干部走东村串西庄,看水情,排积水,查危房,帮搬家。
在烈日炎炎的盛夏,奔忙于火炭般沙土中的是他；在冬雪晶莹的寒天,踩雪踏泥,走村入户的是他。他为熟悉粮棉生产,鼓励精耕细作,常走乡串户,也由此产生了一首尉氏青年团员纷纷传唱的顺口溜:
“王小妹,十七岁,犁地耙地她都会,学习王小妹,赶上王小妹,不畏艰苦不怕累,咱是青年的先锋突击队。”
7月25日下午,尉氏县委门口,我们见到了这首顺口溜所唱的主角——78岁的王小妹。
“第一次见到焦书记,是1950年秋天。一天中午,俺赶着拖车从西南地里往家走,到村口遇上四五个身穿土布军装,背长枪的人。”王小妹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其中一位走上前来问俺干啥去了,俺答刚犁完地。”
“你叫什么名字?锄地、犁地、耙地都行吗?”
“俺叫王小妹,这活难不住俺,俺早就跟爷爷学会了。”
重复着当年的对话,王小妹精神矍铄,“后来俺才知道那是焦书记。那时候刚解放,妇女下地干活的少啊,俺在家就当个男孩使。”
“后来县里开劳模会,俺也去了,但一些胡子老长的老头还是不信,焦书记就在县城南关农场让俺现场表演。地头上,两匹骡子和一副七寸步犁,俺也是第一次使这些家什,那咋整?到这时候了,也得犁啊,这手扶犁,这手甩着鞭子。没出三趟,老头们都服了。”
“1951年青年节,焦书记带俺去开封参加省里的团代会,还教俺写自己的名字。俺到城里就迷路了,他领着俺逛街,隔着商店的玻璃罩,里头摆着灯、盆、布料啥的。他指着各种商品问俺‘这东西好不’,俺说‘好’。”
“这东西咋来的知道不?”
“不知道。”王小妹拖着浓浓的河南话回答到。
“这是工人老大哥造出来的,回家以后,搞好农业生产,支援工业老大哥。”
“中!”
两个工程师换不来
1953年6月,在“农业支援工业老大哥”形势的推动下,一批优秀的青年干部从地方被抽调到工业战线。已是郑州团委第二书记的焦裕禄被调到正在筹建中的洛阳矿山机器厂。
7月26日,我们来到当年焦裕禄工作过的车间。吊车提物的“嗡嗡”声,马达开动的“隆隆”声,金属相撞击的“当当”声,齿轮啮合的“轧轧”声,混杂交织在一起,把耳朵灌得满满的。
这曾是厂里最大的车间,当年有一百多台机床,对于这些铁家伙的名称、用途、主要结构,焦裕禄皆烂熟于心。这种熟练得益于他在大连实习的经历。
1955年春,作为洛阳矿山机器厂的骨干,焦裕禄被派到有一定工业基础的大连起重机器厂实习。“他刚到大连的时候,机器叫啥都不知道,更不懂图纸里那些代数和几何知识。”82岁的于盛华回忆起自己的老主任时说。
“他就把机器上的零件绘成小图,记在日记本上,天天看,不懂就问有经验的师傅。为了弄清楚钢材的材质,他专门拣些钢屑装衣兜里,有空就比比看看,还跟老工人请教,得来一个土法,直接用砂轮打一下,看看打火花就分清楚了。”
除了在技术上迅速积累,在大连起重机器厂的厂报上、广播里隔三岔五有焦裕禄的名字。无论是生产经营还是思想工作的文章,他都写得有骨有肉,常常引起厂里重视。
“实习结束的时候,大连起重机器厂想把焦主任留下来,为此不惜另派两个独当一面的工程师去洛阳交换,但洛阳这边就是不放人。走时大连那边领导问焦主任有要求没,他犹豫半天,不好意思地说,能不能带走几个技术熟练的工人。最终这个愿望实现了,我就是他带走的技术工人之一。”于盛华笑着说。
“我妈常回忆说自己最好的日子在大连,那时可以赶时髦,她能穿上时兴的‘布拉吉’,我爸穿着蓝呢中山装,那是他穿过最好的衣服。”焦守云打开话匣说,“在大连厂门口就有卖五香大螃蟹的,一毛钱一个。我妈说她经常买一个,边走边吃,到车间门口正好吃完。那里大虾特别便宜,煮煮晒干,回洛阳时还背了半面布袋,白菜炖豆腐时搁几个,那汤跟牛奶一样白。”
1956年底,焦裕禄回到洛阳矿山机器厂,担任一金工车间主任。
“那时候一金工车间马上投产了,我是个技术员。焦主任利用值班时间,跟我学俄语。那时候要是不懂俄语,连图纸、工艺文件都看不明白。他练得连舌头都肿了,终于熟练地掌握了33个俄语字母的发音。”今年80岁的赵广宜回忆说。
虽然尚未投产,但焦裕禄还是安排于盛华当装配车间主任,23岁的于盛华担心自己没经验,承担不起。焦裕禄鼓励他说:“我看你能行,我考验你三个月了。人哪有全是一朵花,没有豆腐渣的,那也不符合辩证法啊,是不?”
他又嘱咐说:“成天说你好的,那可能是溜须拍马,成天说你孬的,哪怕有几个人,你也得好好团结这些人,让他们服气你,那才是好同志。你在车间里选班组长也得找忠厚可靠的,不要油头滑脑的。他们要是骗你,你再骗我,我再骗上级,大家一起骗,最后骗了国家,那就出大问题了。”
“那时候焦主任真好学,能钻研,拿工厂当自己家,晚上十二点也不走,困了就在用装箱板做的长板凳上眯一会儿。还撵着我们走,我们从这门走,又从那门回来,被他撞见,他问我们咋回来了,我们说你不走,谁能走。”于盛华难掩激动的情绪说。
1958年春,一金工车间接了个大活——制造2.5米大型卷扬机。“那时候我们真是铁人啊,能扛就扛,但后来身体就不行了,跟弹簧一样,被压得变形。我到现在晚上睡不好觉,还得吃安定。”赵广宜感叹道,“有的同志看到焦主任一直在车间跟班劳动,实在太累了,就劝他回办公室休息,他却说工作需要,咋能回办公室。”有一个同志反驳说:“坐办公室也一样工作嘛。”
焦主任却风趣地说:“屁股和板凳结合得多了,腿就会软,脚跟就站不稳,容易跌跤。”
据悉,1958年造的卷扬机仍在黑龙江鹤岗煤矿正常使用,可焦裕禄却没能扛住如此高负荷的工作。“造卷扬机的时候,他五十多天没回家。晚上11点以后,厂里才给二两面条吃,咋能吃饱啊,再加上缺营养,很多人得肝炎。焦主任也在厂里办的肝炎疗养所里休息,那时候发了三斤黄豆,他舍不得吃,拿回家给孩子磨豆浆。住院吧,他也不安生,老打听厂里的五吨气锤咋不响了,生产是不是不正常了。”今年85岁的王明伦回忆道。
地委批准的棉衣
1962年春,焦裕禄因肝炎过于严重,转入郑州医院疗养。出院之前得到通知,河南省委决定从工业系统抽调一批年轻干部加强农业第一线建设,开封地委点名要他。就这样,他被调回熟悉的尉氏县。
在洛阳矿山机器厂2—6宿舍一单元西户,我们找到了当年焦裕禄生活过的“家”。虽然已被现在的房主多次装修,但也难掩最初的简陋朴素,丝丝清凉从北窗透入。这个只有17平米的背阴房间,曾挤满了焦裕禄一家老小8口人。
“县委派俺开卡车去洛阳接焦书记一家,他那些破破烂烂的家当不用一车就装完了。”今年71岁的崔合义当年是尉氏县委的通讯员。
当年17岁的王小妹,已是大营区的妇联主任了。“听说焦书记调回来了,俺就去县委看他,他说俺胖了,高了,都不敢认了。俺看他咋还跟以前那么清瘦,问他条件好了,咋还不胖。”
“后来听他媳妇说,他有肝炎。俺这里有个土方,青枣晒干后煮煮吃能养肝。那年秋天,俺就给焦书记送去了六七斤新下来的青枣。他知道后当即把我叫去,问我这枣是买来的还是‘平调’生产队的,我说是买的,他似乎还不相信,又问我多少钱一斤?我说5分。”
焦裕禄这才放心地收下。王小妹仍清晰地记得焦书记的话语:“现在是国家困难时期,也是考验干部的时候,我们可不能往下伸手,白吃群众用血汗换来的东西。”
他在尉氏县干了半年,奔赴兰考之前,却连件过冬的棉衣都没有。
“兰考风大沙大,冬天比尉氏冷得多,焦书记又整天往乡下跑,没有棉衣哪行?同志们商量着要给他做一套新棉衣,可他不肯收怎么办。”崔合义说。
“大家决定由县委常委会作出一个决定,以组织的名义让他收下。夏凤鸣书记代表常委会跟焦书记说了,可他就是不同意。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只好请示地委。地委负责同志说,你们县委做得对,要尽快办好。可等棉衣做好,焦书记早就去兰考了。县委派人把棉衣送到兰考,还附上一封信,告诉他这是县委的决定,地委也批准了,焦书记这才收下。”崔合义颇为感慨地说。
“还是自己做的饭菜香”
7月27日下午,我们到达兰考。在往葡萄架乡去的路上,路边老农在卖瓜,自夸沙窝地出好瓜,籽是黑籽,瓤是沙瓤,旁有一扁长广告牌,上书“仪封西瓜,两毛五一斤”。这样的场景处处可寻,若不经泛黄的老照片提示,我们很难想象50年前的兰考是什么模样。
“大跃进”一阵风刮来,豫西的大铁矿需要无偿平调大批木炭,以保“钢铁元帅”。于是,兰考这个郁郁葱葱的泡桐之乡,在刀光锯影之后,被木炭窑纷纷燃起的万点烟火笼罩。
从此,沙荒重归兰考大地。日暮风起,劈头盖脸刮掠过来,天垂黄土幔帐。继而,大引大灌黄河水,盐碱重现,排水体系打乱,内涝形成。环境如此凋敝,何谈产粮。
故乡无粮,只能希求他乡。“1963年3月,我背着家里的土布上蚌埠,想跟人换些红薯片、萝卜干、高粱啥的,跟几个小伙伴要扒火车的时候,被焦书记遇到了。他说,我是县委老焦,恁走,说明我没领导好恁。”说起第一次遇到焦裕禄,76岁的雷中江潸然落泪。
如今的兰考火车站虽经数度扩建,仍是陇海铁路上的一个小站。一站台通往二站台的地下通道,雨后还是潮乎乎,湿漉漉。站台顶棚的石棉瓦时现窟窿,抬头正好望青天。
焦裕禄赴任后,看着成千上万的饥民扒上火车外出逃荒,遂在全县提出“不能干一天干半天,不能挖一锨挖半锨”的口号,并身体力行。
“兰考沙土地多,骑不动自行车就下步走。挖排水渠的时候,要查水的流向,哪有时间吃饭,捧一把小河沟的清水喝,啃点自己背的馍。他自己还编了个顺口溜:沿着河,背着馍,渴不着,饿不着。”焦守云回忆道。“县里开会,我爸一般不念稿。他有好几本笔记本,往桌子上一摊,他就知道他讲的问题在哪个本上第几页。他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其实后面还有一句:还是自己做的饭菜香。”
兰考的地形地貌、角角落落,他都熟悉,140多个大队他跑了120多个。今天我们每走过一个村落,踏在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可能与他的脚印重叠。这些村落在中原大地上如此普通,看不出有什么特殊,除了那些响当当的名字——韩村、秦寨、赵垛楼、双杨树、土山寨、东坝头、南马庄……
坝头乡敬老院门口便是当年兰考最大的风口——下马台。如今刺槐参天,鸟鸣啁啾。“当年这里全是沙堆,最大的时候有50多亩,风一吹像长了腿似的到处跑,有时一夜之间跑出好几米远。焦书记来了,带领大家翻淤压沙,栽上刺槐,沙堆慢慢被固定住了。”雷中江回忆道。
除了刺槐,当年给兰考大地“扎针”最多的是泡桐。“泡桐对土壤不挑剔,好种、易活、长得快,3年成檩、5年成梁,还不和农作物争夺水、光、温、气和养分,全身又都是宝:根能防风固沙,躯干可以用作板材,粉碎后的枝杈做胶合板,叶子和花能做有机肥。”焦守云介绍道。 在她对泡桐的讲述中,恍惚间,我们看到了焦裕禄的身影。当年他在黄河故道上亲手种下的泡桐,一把就能攥过来,现在却要三五人环抱,方可围之。民间有谚,树有多高,根有多深。这树现高24.2米,树冠南北也是24.2米,由是可知树根在地下是如何蔓蔓深扎了。
“那颗大泡桐今年正好50岁了,在它的根系上又培育了第二代,第三代……”焦守云说。
□ 本报记者 卢昱 本报通讯员 魏其宁
焦裕禄同志生前倡导栽种的泡桐树如今已成为兰考县人民发家致富的“绿色银行”。左图这棵泡桐是焦裕禄同志于1963年春亲手栽种的。兰考人民为缅怀焦裕禄同志,亲切地称这棵泡桐为“焦桐”。现在“焦桐”已成为焦裕禄精神的象征。本报记者站在高大的树下,顿生敬仰之情。
50年前的8月6日,焦裕禄正忙着在兰考最低洼、积水最多的张君墓公社检查灾情,勘察洪水流势。
在兰考,他待了475天整。如今,兰考与他,互为那段岁月的注脚。岁月无言。在百姓的口碑里,镌刻着常新的故事。
盛夏的兰考,学习热潮如气温一样高涨。全国各地的学习者纷至沓来,每周有将近4万人来到这里,追寻当年焦书记走群众路线的足迹……
记者重寻他的人生轨迹,蓦然发现,半个世纪后,许多记忆依然如此清晰……
给不出压岁钱的县委书记
7月23日清晨,走进雨后的山东博山北崮山村。顺着蜿蜒的石板路,穿过青瓦白墙的小巷,我们来到焦裕禄故居。这座占地不足半亩的四合院,承载了焦裕禄多少悲欢。
青苔爬满石磨盘,满地刺槐枯叶无人扫……
在院中央的石台边,焦裕禄的侄媳妇赵新爱聊起二叔最后一次探家时的情景。
“第一次见二叔是1964年,他一家人回来过年。那时候俺刚订婚,见到他时都不敢说话。他很瘦,脸色难看得很。”今年73岁的赵新爱说。
恰逢春节,按山东风俗,给刚订婚的侄媳妇一些压岁钱本是应该吧?被问及此,赵新爱却不好意思地搓起手来,“俺娘家人说他二叔在外面当官,保证给个三五块的压岁钱。结果,一分钱都没有,回娘家还落一顿笑话。”
其实,这个在兰考当县委书记的二叔,哪有富余出来的压岁钱。
准备从兰考启程回老家已是年底了,焦裕禄到县政府大院找到县长程世平,有些难为情地说:“老程,你手头宽不宽裕,能不能借我个三四百?”程世平知道,焦裕禄夫妇平时省吃俭用,要赡养双方老人,抚育6个子女,有时还接济穷困群众,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可没想到他一个十五级干部,连回老家探亲的路费都凑不够。
同事知道这位县委书记要回老家,看到他的穿着说:“老焦,你这样子回老家,老娘看了不难受啊?”为此,县委给他批了几张布票。
“我爸的棉裤,破得连自行车钥匙塞布袋里都找不着了,后来发现掉裤腿里了。”焦裕禄的二女儿焦守云回忆说。
那年冬天的雪下得深,一家人团聚,老宅里的年味愈发浓厚。
在老家待了半个月,返回兰考后的焦裕禄工作起来还是一如既往地忘我。正如1964年3月14日他在县常委生活会上讲的,“……在兰考一天,就要干一天工作。但最苦恼的是自己身体不好,肝疼,扁桃体肿大,现在又多了个腿疼。春节回老家借了300块钱,这个月可还100,争取3个月还清。工作上有些急躁,有时对下边的同志批评不够恰当。”
既然知道自己身体不好,为啥还不去看病啊,为啥还豁出命来干?!
“他太清楚了,包括回老家,他都觉得是和他们永别去了。”焦守云说。“怎么样治水,怎么样治沙,兰考的情况全部在他脑子里装着,谁都不可以替代的,所以就这么玩命地干。”
过年时借的钱还没还清,两个月后,焦裕禄走了,撇下家中的老老小小。
“我爸走时,我妈才33岁。她把我爸剩下的一些破旧衣服,修修改改给我哥哥穿,针也拿不住,剪刀也拿不住,手发抖,缝也缝不了。”谈及母亲,焦守云数度哽咽。
二道岗上栽洋槐
河南省尉氏县,焦裕禄曾两度在此战斗、工作。1947年冬,为扩大和巩固解放区,山东老区派出一支南下工作队,焦裕禄便是其中一员。1948年9月,焦裕禄被调到尉氏县大营区担任区长,镇匪、土改两手抓。
大营是有名的穷沙窝,也是方圆百里的土匪窝。全区70多个村庄,村村有土匪,小的不算,比较大的土匪头目就达100多个,加上土匪黄老三的带头阻碍,大营的土改工作步履维艰。
而在焦裕禄写给时任尉氏县县长张申的亲笔信中,可以看出他当时争取黄老三的努力:“黄老三想回来将枪交出,但他正在犹豫,恐怕政府说话不实,骗他回来杀他。这人能争取回来的话,可能带回许多人来。”
在汇报完镇匪的情况后,他笔锋一转,提到百姓疾苦:“大营西边君李一带这几个村子水淹得很苦,红薯都烂到地里去了。现在东西有两片水,约计有五十顷左右。群众叫苦,要求政府帮助他们挖河,将这片水放到大河。我想这一工作在群众秋收完毕后,我们可具体研究下,结合发动群众生产将这水想法输出。”
众土匪在乡间盘根错节,焦裕禄摸透乡情民意,三擒三纵黄老三,惩治了以黄老三为首的多名匪霸。据当时在大营担任区民政助理的马振营回忆,镇匪之后还有一个更耐人寻味的细节,为了治理大营北面沙岗,焦裕禄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用救济粮买鲜柳树橛,让生活困难的群众去栽,既造下了500余亩的封沙育林区,又解决了群众春季生活问题。
他还在大营东面的二道岗上与群众一同栽下了洋槐树,茅草不长的沙丘地由此长出好庄稼。
7月25日清晨,记者站在当年洋槐遍植的二道岗,见岗顶已被削去大半,黄土陡立,往郑州去的省道正在拓宽,熙熙攘攘的车流与微闹的蝉声相和,成片的洋槐灌木在白杨树下莽莽丛生。
转出二道岗,青纱帐顺着连日的雨水慢慢拔起。一路向南,沿着坑坑洼洼的乡间道路,我们来到门楼任村,找到焦裕禄当年为群众挑水的水井。井已干涸,投石有响。同是在这里,他在大雨如注的夜里彻夜不眠,带领干部走东村串西庄,看水情,排积水,查危房,帮搬家。
在烈日炎炎的盛夏,奔忙于火炭般沙土中的是他；在冬雪晶莹的寒天,踩雪踏泥,走村入户的是他。他为熟悉粮棉生产,鼓励精耕细作,常走乡串户,也由此产生了一首尉氏青年团员纷纷传唱的顺口溜:
“王小妹,十七岁,犁地耙地她都会,学习王小妹,赶上王小妹,不畏艰苦不怕累,咱是青年的先锋突击队。”
7月25日下午,尉氏县委门口,我们见到了这首顺口溜所唱的主角——78岁的王小妹。
“第一次见到焦书记,是1950年秋天。一天中午,俺赶着拖车从西南地里往家走,到村口遇上四五个身穿土布军装,背长枪的人。”王小妹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其中一位走上前来问俺干啥去了,俺答刚犁完地。”
“你叫什么名字?锄地、犁地、耙地都行吗?”
“俺叫王小妹,这活难不住俺,俺早就跟爷爷学会了。”
重复着当年的对话,王小妹精神矍铄,“后来俺才知道那是焦书记。那时候刚解放,妇女下地干活的少啊,俺在家就当个男孩使。”
“后来县里开劳模会,俺也去了,但一些胡子老长的老头还是不信,焦书记就在县城南关农场让俺现场表演。地头上,两匹骡子和一副七寸步犁,俺也是第一次使这些家什,那咋整?到这时候了,也得犁啊,这手扶犁,这手甩着鞭子。没出三趟,老头们都服了。”
“1951年青年节,焦书记带俺去开封参加省里的团代会,还教俺写自己的名字。俺到城里就迷路了,他领着俺逛街,隔着商店的玻璃罩,里头摆着灯、盆、布料啥的。他指着各种商品问俺‘这东西好不’,俺说‘好’。”
“这东西咋来的知道不?”
“不知道。”王小妹拖着浓浓的河南话回答到。
“这是工人老大哥造出来的,回家以后,搞好农业生产,支援工业老大哥。”
“中!”
两个工程师换不来
1953年6月,在“农业支援工业老大哥”形势的推动下,一批优秀的青年干部从地方被抽调到工业战线。已是郑州团委第二书记的焦裕禄被调到正在筹建中的洛阳矿山机器厂。
7月26日,我们来到当年焦裕禄工作过的车间。吊车提物的“嗡嗡”声,马达开动的“隆隆”声,金属相撞击的“当当”声,齿轮啮合的“轧轧”声,混杂交织在一起,把耳朵灌得满满的。
这曾是厂里最大的车间,当年有一百多台机床,对于这些铁家伙的名称、用途、主要结构,焦裕禄皆烂熟于心。这种熟练得益于他在大连实习的经历。
1955年春,作为洛阳矿山机器厂的骨干,焦裕禄被派到有一定工业基础的大连起重机器厂实习。“他刚到大连的时候,机器叫啥都不知道,更不懂图纸里那些代数和几何知识。”82岁的于盛华回忆起自己的老主任时说。
“他就把机器上的零件绘成小图,记在日记本上,天天看,不懂就问有经验的师傅。为了弄清楚钢材的材质,他专门拣些钢屑装衣兜里,有空就比比看看,还跟老工人请教,得来一个土法,直接用砂轮打一下,看看打火花就分清楚了。”
除了在技术上迅速积累,在大连起重机器厂的厂报上、广播里隔三岔五有焦裕禄的名字。无论是生产经营还是思想工作的文章,他都写得有骨有肉,常常引起厂里重视。
“实习结束的时候,大连起重机器厂想把焦主任留下来,为此不惜另派两个独当一面的工程师去洛阳交换,但洛阳这边就是不放人。走时大连那边领导问焦主任有要求没,他犹豫半天,不好意思地说,能不能带走几个技术熟练的工人。最终这个愿望实现了,我就是他带走的技术工人之一。”于盛华笑着说。
“我妈常回忆说自己最好的日子在大连,那时可以赶时髦,她能穿上时兴的‘布拉吉’,我爸穿着蓝呢中山装,那是他穿过最好的衣服。”焦守云打开话匣说,“在大连厂门口就有卖五香大螃蟹的,一毛钱一个。我妈说她经常买一个,边走边吃,到车间门口正好吃完。那里大虾特别便宜,煮煮晒干,回洛阳时还背了半面布袋,白菜炖豆腐时搁几个,那汤跟牛奶一样白。”
1956年底,焦裕禄回到洛阳矿山机器厂,担任一金工车间主任。
“那时候一金工车间马上投产了,我是个技术员。焦主任利用值班时间,跟我学俄语。那时候要是不懂俄语,连图纸、工艺文件都看不明白。他练得连舌头都肿了,终于熟练地掌握了33个俄语字母的发音。”今年80岁的赵广宜回忆说。
虽然尚未投产,但焦裕禄还是安排于盛华当装配车间主任,23岁的于盛华担心自己没经验,承担不起。焦裕禄鼓励他说:“我看你能行,我考验你三个月了。人哪有全是一朵花,没有豆腐渣的,那也不符合辩证法啊,是不?”
他又嘱咐说:“成天说你好的,那可能是溜须拍马,成天说你孬的,哪怕有几个人,你也得好好团结这些人,让他们服气你,那才是好同志。你在车间里选班组长也得找忠厚可靠的,不要油头滑脑的。他们要是骗你,你再骗我,我再骗上级,大家一起骗,最后骗了国家,那就出大问题了。”
“那时候焦主任真好学,能钻研,拿工厂当自己家,晚上十二点也不走,困了就在用装箱板做的长板凳上眯一会儿。还撵着我们走,我们从这门走,又从那门回来,被他撞见,他问我们咋回来了,我们说你不走,谁能走。”于盛华难掩激动的情绪说。
1958年春,一金工车间接了个大活——制造2.5米大型卷扬机。“那时候我们真是铁人啊,能扛就扛,但后来身体就不行了,跟弹簧一样,被压得变形。我到现在晚上睡不好觉,还得吃安定。”赵广宜感叹道,“有的同志看到焦主任一直在车间跟班劳动,实在太累了,就劝他回办公室休息,他却说工作需要,咋能回办公室。”有一个同志反驳说:“坐办公室也一样工作嘛。”
焦主任却风趣地说:“屁股和板凳结合得多了,腿就会软,脚跟就站不稳,容易跌跤。”
据悉,1958年造的卷扬机仍在黑龙江鹤岗煤矿正常使用,可焦裕禄却没能扛住如此高负荷的工作。“造卷扬机的时候,他五十多天没回家。晚上11点以后,厂里才给二两面条吃,咋能吃饱啊,再加上缺营养,很多人得肝炎。焦主任也在厂里办的肝炎疗养所里休息,那时候发了三斤黄豆,他舍不得吃,拿回家给孩子磨豆浆。住院吧,他也不安生,老打听厂里的五吨气锤咋不响了,生产是不是不正常了。”今年85岁的王明伦回忆道。
地委批准的棉衣
1962年春,焦裕禄因肝炎过于严重,转入郑州医院疗养。出院之前得到通知,河南省委决定从工业系统抽调一批年轻干部加强农业第一线建设,开封地委点名要他。就这样,他被调回熟悉的尉氏县。
在洛阳矿山机器厂2—6宿舍一单元西户,我们找到了当年焦裕禄生活过的“家”。虽然已被现在的房主多次装修,但也难掩最初的简陋朴素,丝丝清凉从北窗透入。这个只有17平米的背阴房间,曾挤满了焦裕禄一家老小8口人。
“县委派俺开卡车去洛阳接焦书记一家,他那些破破烂烂的家当不用一车就装完了。”今年71岁的崔合义当年是尉氏县委的通讯员。
当年17岁的王小妹,已是大营区的妇联主任了。“听说焦书记调回来了,俺就去县委看他,他说俺胖了,高了,都不敢认了。俺看他咋还跟以前那么清瘦,问他条件好了,咋还不胖。”
“后来听他媳妇说,他有肝炎。俺这里有个土方,青枣晒干后煮煮吃能养肝。那年秋天,俺就给焦书记送去了六七斤新下来的青枣。他知道后当即把我叫去,问我这枣是买来的还是‘平调’生产队的,我说是买的,他似乎还不相信,又问我多少钱一斤?我说5分。”
焦裕禄这才放心地收下。王小妹仍清晰地记得焦书记的话语:“现在是国家困难时期,也是考验干部的时候,我们可不能往下伸手,白吃群众用血汗换来的东西。”
他在尉氏县干了半年,奔赴兰考之前,却连件过冬的棉衣都没有。
“兰考风大沙大,冬天比尉氏冷得多,焦书记又整天往乡下跑,没有棉衣哪行?同志们商量着要给他做一套新棉衣,可他不肯收怎么办。”崔合义说。
“大家决定由县委常委会作出一个决定,以组织的名义让他收下。夏凤鸣书记代表常委会跟焦书记说了,可他就是不同意。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只好请示地委。地委负责同志说,你们县委做得对,要尽快办好。可等棉衣做好,焦书记早就去兰考了。县委派人把棉衣送到兰考,还附上一封信,告诉他这是县委的决定,地委也批准了,焦书记这才收下。”崔合义颇为感慨地说。
“还是自己做的饭菜香”
7月27日下午,我们到达兰考。在往葡萄架乡去的路上,路边老农在卖瓜,自夸沙窝地出好瓜,籽是黑籽,瓤是沙瓤,旁有一扁长广告牌,上书“仪封西瓜,两毛五一斤”。这样的场景处处可寻,若不经泛黄的老照片提示,我们很难想象50年前的兰考是什么模样。
“大跃进”一阵风刮来,豫西的大铁矿需要无偿平调大批木炭,以保“钢铁元帅”。于是,兰考这个郁郁葱葱的泡桐之乡,在刀光锯影之后,被木炭窑纷纷燃起的万点烟火笼罩。
从此,沙荒重归兰考大地。日暮风起,劈头盖脸刮掠过来,天垂黄土幔帐。继而,大引大灌黄河水,盐碱重现,排水体系打乱,内涝形成。环境如此凋敝,何谈产粮。
故乡无粮,只能希求他乡。“1963年3月,我背着家里的土布上蚌埠,想跟人换些红薯片、萝卜干、高粱啥的,跟几个小伙伴要扒火车的时候,被焦书记遇到了。他说,我是县委老焦,恁走,说明我没领导好恁。”说起第一次遇到焦裕禄,76岁的雷中江潸然落泪。
如今的兰考火车站虽经数度扩建,仍是陇海铁路上的一个小站。一站台通往二站台的地下通道,雨后还是潮乎乎,湿漉漉。站台顶棚的石棉瓦时现窟窿,抬头正好望青天。
焦裕禄赴任后,看着成千上万的饥民扒上火车外出逃荒,遂在全县提出“不能干一天干半天,不能挖一锨挖半锨”的口号,并身体力行。
“兰考沙土地多,骑不动自行车就下步走。挖排水渠的时候,要查水的流向,哪有时间吃饭,捧一把小河沟的清水喝,啃点自己背的馍。他自己还编了个顺口溜:沿着河,背着馍,渴不着,饿不着。”焦守云回忆道。“县里开会,我爸一般不念稿。他有好几本笔记本,往桌子上一摊,他就知道他讲的问题在哪个本上第几页。他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其实后面还有一句:还是自己做的饭菜香。”
兰考的地形地貌、角角落落,他都熟悉,140多个大队他跑了120多个。今天我们每走过一个村落,踏在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可能与他的脚印重叠。这些村落在中原大地上如此普通,看不出有什么特殊,除了那些响当当的名字——韩村、秦寨、赵垛楼、双杨树、土山寨、东坝头、南马庄……
坝头乡敬老院门口便是当年兰考最大的风口——下马台。如今刺槐参天,鸟鸣啁啾。“当年这里全是沙堆,最大的时候有50多亩,风一吹像长了腿似的到处跑,有时一夜之间跑出好几米远。焦书记来了,带领大家翻淤压沙,栽上刺槐,沙堆慢慢被固定住了。”雷中江回忆道。
除了刺槐,当年给兰考大地“扎针”最多的是泡桐。“泡桐对土壤不挑剔,好种、易活、长得快,3年成檩、5年成梁,还不和农作物争夺水、光、温、气和养分,全身又都是宝:根能防风固沙,躯干可以用作板材,粉碎后的枝杈做胶合板,叶子和花能做有机肥。”焦守云介绍道。 在她对泡桐的讲述中,恍惚间,我们看到了焦裕禄的身影。当年他在黄河故道上亲手种下的泡桐,一把就能攥过来,现在却要三五人环抱,方可围之。民间有谚,树有多高,根有多深。这树现高24.2米,树冠南北也是24.2米,由是可知树根在地下是如何蔓蔓深扎了。
“那颗大泡桐今年正好50岁了,在它的根系上又培育了第二代,第三代……”焦守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