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龙敏飞
1月19日,北京两名律师肖文彬、马纲权向铁道部邮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申请公开今年春运期间的可售票总数等。他们希望通过信息公开,掌握这几年春运期间铁路车票的总数,进而查明“会不会给相关部门、内部人员预留了票”,目前,铁道部对此暂无回应。(1月20日《新京报》)
岁末年初,“一票难求”总是热门话题。毕竟,一张火车票背后,不止有浓厚的乡愁,更有一家团圆的朴实期待。就在前几日,工信部叫停抢票插件,原因无非是抢票插件营造了起点不公,对不会使用插件的人而言,是不公的,于是为公平起见,叫停了。虽然其实际效果仍有待时间检验,但工信部的叫停,还是比较及时的。
相比叫停抢票插件,回应是否存在“预留票”,显然更涉及到社会的公平正义。因为,如果存在“预留票”,公众连“抢票”的机会都没有,其危害性显然更大。
到底有没有预留票?为什么卖票窗口一开,却被告知“无票”……这些疑问,一直在公众心中挥之不去。而在这背后,有着公众对“预留票”的各种浮想。既然如此,那就不应再让“预留票”成为“秘密”,而是充分公开车票数据,一方面,可以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另一方面,也能让公众更好地发挥监督权。毕竟,公开是面向公平最有力的武器,而关于“预留票”的各种猜想,也理应有一个“结果”,这是“面向公平”的必然程序。
从这个角度讲,两名律师向铁道部邮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希望通过信息公开,掌握春运期间铁路车票的总数与公开售票数之间是否存在差距,这无疑代表了一种来自公众的声音。公众苦“一票难求”久矣,那对这个问题,无疑非常关注。既然“一票难求”还没有解决,既然公众对“预留票”还有各种猜想,那铁道部理应像工信部顺应民意叫停抢票插件一样,及时公开各种车票数据。
而且,从技术层面讲,肖文彬、马纲权两名律师申请的车票数据公开不算难为之事。春运期间的可售票总数,是由发车次数和每辆列车的载客量决定的,计算起来并不麻烦；与此同时,买到车票和乘坐列车的旅客人数,也都是可以统计的。
当然,要“公开”车票数据,会遇到各种阻力与阻扰,但这都不是放弃“公开”的借口与理由。社会总是不断向前发展进步,不断推进社会公平公正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就铁道部而言,因其垄断运营的属性,其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自然也就更大；服务面前,一律平等,是铁道部门必须坚持的理念。工信部叫停抢票插件是向公平公正迈进了一步,铁道部也应顺应民意,公开表明是否有“预留票”,从而满足公众对公平正义的期待。
1月19日,北京两名律师肖文彬、马纲权向铁道部邮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申请公开今年春运期间的可售票总数等。他们希望通过信息公开,掌握这几年春运期间铁路车票的总数,进而查明“会不会给相关部门、内部人员预留了票”,目前,铁道部对此暂无回应。(1月20日《新京报》)
岁末年初,“一票难求”总是热门话题。毕竟,一张火车票背后,不止有浓厚的乡愁,更有一家团圆的朴实期待。就在前几日,工信部叫停抢票插件,原因无非是抢票插件营造了起点不公,对不会使用插件的人而言,是不公的,于是为公平起见,叫停了。虽然其实际效果仍有待时间检验,但工信部的叫停,还是比较及时的。
相比叫停抢票插件,回应是否存在“预留票”,显然更涉及到社会的公平正义。因为,如果存在“预留票”,公众连“抢票”的机会都没有,其危害性显然更大。
到底有没有预留票?为什么卖票窗口一开,却被告知“无票”……这些疑问,一直在公众心中挥之不去。而在这背后,有着公众对“预留票”的各种浮想。既然如此,那就不应再让“预留票”成为“秘密”,而是充分公开车票数据,一方面,可以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另一方面,也能让公众更好地发挥监督权。毕竟,公开是面向公平最有力的武器,而关于“预留票”的各种猜想,也理应有一个“结果”,这是“面向公平”的必然程序。
从这个角度讲,两名律师向铁道部邮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希望通过信息公开,掌握春运期间铁路车票的总数与公开售票数之间是否存在差距,这无疑代表了一种来自公众的声音。公众苦“一票难求”久矣,那对这个问题,无疑非常关注。既然“一票难求”还没有解决,既然公众对“预留票”还有各种猜想,那铁道部理应像工信部顺应民意叫停抢票插件一样,及时公开各种车票数据。
而且,从技术层面讲,肖文彬、马纲权两名律师申请的车票数据公开不算难为之事。春运期间的可售票总数,是由发车次数和每辆列车的载客量决定的,计算起来并不麻烦；与此同时,买到车票和乘坐列车的旅客人数,也都是可以统计的。
当然,要“公开”车票数据,会遇到各种阻力与阻扰,但这都不是放弃“公开”的借口与理由。社会总是不断向前发展进步,不断推进社会公平公正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就铁道部而言,因其垄断运营的属性,其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自然也就更大；服务面前,一律平等,是铁道部门必须坚持的理念。工信部叫停抢票插件是向公平公正迈进了一步,铁道部也应顺应民意,公开表明是否有“预留票”,从而满足公众对公平正义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