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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乘之国”并非只是一个传说,历史上确确实实存在过千乘国——

千乘寻踪

日期: 2012-11-27      作者: 本报记者 陈巨慧 实习生 渠冉 本报通讯员 杨洪永       来源: 大众日报     查看PDF版 查看PDF版

  大芦湖湿地
  齐景公殉马坑
  □ 本报记者 陈巨慧 实习生 渠冉  本报通讯员 杨洪永

  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我们经常会看到“千乘之国”这一词语。
  “千乘之国”源自周代,它指的是拥有很多辆兵车的国家。在周代制度中,天子能出兵车万乘,诸侯千乘,大夫百乘,所以“万乘”指天子,“千乘”指中等的诸侯。在历史和文学的发展中,“千乘之国”逐渐成为比较富饶强大国家的代称,它出现于各种文学作品之中,好像仅仅只是一个指代。其实,“千乘之国”并非只是一个传说,历史上的千乘国确确实实存在过,它的遗址就在淄博市西北、滨州市中东部及东营市西部一带。那么,千乘国的名字由何而来?它的历史又有过怎样的风云突变,繁华涨落呢?

  □据《元和郡县志》载,“齐景公有马千驷,田于青丘”。要说千乘,首先要从它的前身青丘说起。相传,齐桓公时,将济水南(今邹平县长山镇苑城社区至高青县高城镇)辟为苑囿,谓之高苑。青丘指的就是位于高青县中的大芦湖,当时应为高苑的一部分。

  西汉大辞赋家司马相如在《子虚赋》中有这样的词句:“(齐)王车驾千乘”,“秋田乎青丘,彷徨乎海外”。东晋诗人谢灵运在《山居赋》中也说:“至若凤、丛二台,云梦、青丘,漳渠、淇园,橘林、长洲,虽千乘之珍苑,孰嘉遁之所游。”可见,青丘在春秋时期,已是齐国有名的狩猎区。它之所以如此受齐王青睐,也是有原因的。
  高青县文物局副局长孟庆尧介绍,在春秋时期,齐国的国土范围基本都在济水流域。济水是横贯齐鲁大地、东流入海的一条大河,为古代四渎之一,而处于济水之滨的青丘,自然被赋予了天地之灵气。这里距临淄不过百余里,交通便捷,湖泊密布,湿地连片,沟渠纵横,林草植被茂密,各种珍禽异兽生息繁衍。并且,由此向北至燕国,多为沿海滩涂,经济价值不高,国与国之间少有争执,到此游玩狩猎的齐人毋庸顾虑北来的军事威胁,因此,青丘成为齐王狩猎的首选之地。在诸侯皆借园林夸饰争胜的时代,它很快成为齐王的“宠儿”。
  以爱好打猎著称的齐景公在位时,经常驱车到青丘追赶猎物。兴之所至,还在这里修筑柏寝台,与当时辅政的名相晏婴同赏其“泱泱大国”。唐代地理著作《括地志》记载:“柏寝台在青州千乘县东北二十一里。韩子云景公与晏子游於少海,登柏寝之台而望其国。”大芦湖北侧现有皇姑台一座,疑为柏寝台遗址。
  齐景公对于青丘非常喜爱,就把它改名为“千乘”。千乘城,也因齐景公成了古代苑囿的典范。
  那齐景公将青丘更名为“千乘”有夸大的嫌疑吗?
  孟庆尧说,临淄出土的齐景公殉马坑中,随葬的战马为600多匹,换算成战车,可装备150多辆。一个殉坑,彰显着一个诸侯国的军事实力。由此可以推断,齐景公畋猎时率马千匹,是有可能的,他将青丘更名为“千乘”,也并非是夸大之词,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窥见春秋五霸之首的齐国经济之发达,军事之强盛。
  齐景公时代的千乘城,区域只包括高青县的大芦湖周围地区。几千年来,地处黄河冲积平原的这里屡遭黄河泥沙淤积,故城文化层已经被埋在了两米以下,但当年作为苑囿的痕迹还是很容易找到,离千乘故城东北二十里处,水面宽阔的大芦湖是抹不去的历史痕迹。

  □西汉统一天下后,千乘城摇身一变,成为千乘郡。汉高祖刘邦除分封了几个同姓王之外,把全国分为48郡,其中就有千乘郡,郡城设在千乘城,其遗址就在高青县旧镇樊家村。同时设千乘县,县城的遗址在高青县唐坊镇卢家村。当时漯水正从千乘郡和千乘县的两城之间穿过,形成了两城隔水相望的格局。所以,现在所发现的千乘城的遗址也有两个的,一为郡,一为县。

  由于博兴县和高青县距离很近,这也让千乘县的具体位置问题上存有争议。另一种说法认为,东汉时期的千乘县指的是博兴县陈户镇董家村,而不是高青县唐坊镇卢家村。
  西汉早期的千乘郡,属于高宛侯国和被阳侯国地,乐安县、东邹县、建信县等地,隶于千乘郡。值得一提的是,刘邦重要的谋士娄敬就是千乘郡的建信侯。娄敬是今济南长清人,他作为齐国的戍卒,在被发往陇西(今甘肃一带)戍边的过程中,以戍卒身份见了汉高祖刘邦,言说建都关内之利,被高祖称善,赐姓刘,拜为郎中。在“平城之围”中,娄敬表现出了他超出一般人的见识,被刘邦擢升为建信侯。面对匈奴的威胁,娄敬第一次提出了“和亲”的政策,认为“天下初定,士卒罢于兵,固不可以武胜也”,只有把嫡长公主嫁给匈奴单于,才是最好的办法,此后,这项政策成为汉朝乃至以后各朝对待外族的基本政策之一。
  “随着西汉政治和军事的逐渐强盛,西汉郡国并行制中,国的面积不断缩小。”孟庆尧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刘彻的次子齐王刘闳早逝之后,齐国被除为郡,千乘郡也不再属于齐国,而是和齐郡一样,属于青州刺史部。到公元前8年,千乘郡统领千乘、东邹、湿沃、平安、博昌、蓼城、建信、狄、琅槐、乐安、被阳、高昌、繁安、高宛、延乡等15县,辖区大致与现在的黄河三角洲基本重合,这也是千乘在历史上区域最大的时期。这时的“千乘”,性质已然和春秋时期有了很大不同。
  汉武帝时期著名的御史大夫兒宽是千乘人。兒宽幼时家境贫寒,自学成才,尚未得志之时,才能便受到以严苛著称的廷尉张汤的赏识。《汉书·艺文志》记载,因秦时修建了郑国渠,两岸农民深得灌溉之利,周围土地肥沃,田赋是第一等的,是汉朝赋税的重要来源之一。但郑国渠上游南岸的高卯之田仍然十年九旱,汉朝初年,这里“百亩之收,不过百石”,仍有一部分人衣食不足。得知此情,兒宽首倡在郑国渠上游南岸开凿水渠,以辅助灌溉郑国渠所不能达到的高地。得到汉武帝的同意后,兒宽征发民工,在郑国渠上修筑了六条渠道,史称“六辅渠”,使两岸高卯之地得到灌溉,使郑国渠发挥了更大的效益。
  兒宽还与司马迁等人共同推算制定出了新的历法《太初历》。该历法比较严密,自西汉推行之初,不断改进,被一直沿用下来。兒宽虽在长安任职,但他生在千乘,长在千乘,其言其行都是千乘郡风土人情的显现。与兒宽渊源极深的《尚书》重要传授者欧阳八博士,也都是千乘人。
  公元前29年,千乘郡遭遇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灾难。据《资治通鉴》记载,“建始四年,大雨水十馀日,河果决于馆陶及东郡金堤,泛滥兗、豫,入平原、千乘、济南,凡灌四郡、三十二县,水居地十五万馀顷,深者三丈;坏败官亭、室庐且四万所。”这次河决由于受灾面积太大而震动朝野。第二年,决口被堵,河堤修成后,汉成帝特意改元为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但是河平只是一个美好的祈愿,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秋八月,河决平原县,流入济南、千乘,近一半的房屋被毁坏。千乘郡受到严重的打击,民生凋敝,西汉王朝也因频繁的灾害逐渐走向没落。

  □公元8年,王莽篡权后,实行了很多新政,其中之一就是改地名。他将千乘郡改为建信郡,狄县改为利居,高宛县改为长乡,千乘郡的郡治所也由千乘县迁至建信县。因王莽政权如此短促,千乘郡作为建信郡的历史也十分短暂。

  公元25年,汉世祖光武皇帝刘秀即位后,西汉时的名称和建制得以恢复,千乘郡也改回原来的称呼。
  地名总是与国事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公元60年之后,千乘郡经过多次易名,其经历也与千乘城的命运一样,值得玩味。
  公元60年,汉明帝封儿子刘建为千乘王,千乘郡随之改称千乘国。不幸的是,刘建第二年就早逝,千乘国又恢复为千乘郡。公元79年,汉章帝在千乘郡又册封其子刘伉为千乘国王,千乘郡又再次易名。
  公元95年,千乘国被当时的千乘国王刘宠改称乐安国。公元108年,乐安国的都城迁到临济(现高青县高城镇西北狄城遗址)。刘宠死后,他的儿子刘鸿为乐安王。
  按逻辑推断,刘伉一族将世代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繁衍,享受地方诸侯王的特权,直到东汉灭亡。但历史的车轮总是不循常规,在倏忽不料之际,突然出现急转之弯。
  公元145年,刘鸿之子刘缵被当时手握重权的大将军梁冀扶上王位,称为汉质帝。刘鸿被封为渤海王,乐安国变为乐安郡。梁冀为人嚣张,气势凌人,不可一世,对群臣有恃无恐。刘缵虽然年少,但对他心存不满。一次朝会中,他当着群臣的面叫粱冀“此跋扈将军也”,梁冀怀恨在心,又觉得刘缵聪慧早熟,怕其长大后不好驾驭,于是吩咐安插在刘缵身边的亲信,暗中把毒药掺在刘缵食用的煮饼之中。刘缵吃过毒饼中毒身亡。
  据《后汉书》记载:“乐安国高帝西平昌置,为千乘,永元七年更名。洛阳东千五百二十里。九城,户七万四千四百,口四十二万四千七十五。临济,本狄,安帝更名。千乘、高菀、乐安、博昌,有薄姑城;有贝中聚;有时水。”在当时,千乘县、临济县、高苑县等属乐安郡,西部的建信县、东邹县已被撤销。
  东汉时期政局动荡,但东汉名士陈蕃在任乐安太守时的一番作为却被传为佳话,与当时黑暗腐朽的朝廷形成鲜明对照。陈蕃为人清正廉洁,又颇有傲骨。梁冀派人送了一封书信来给陈蕃,对他有所要求,陈蕃早就对梁冀的作为深恶痛绝,于是不予接见,信使吃了闭门羹。信使用诡计骗取陈蕃的接见,陈蕃知道后,将信使笞杀。后来,陈蕃遭到梁冀报复,将其贬为县令。
  陈蕃还有一事被当地的百姓广为传颂,当时的临济县有一名颇有学问的名士周璆,行为高尚,学问深厚,名气很大。陈蕃的前任和后任都想招揽他,但是周璆看不起他们,避而不见,只有陈蕃能和他交往。陈蕃对他非常尊敬,不呼其名,而只呼其字,并特别为他设置专座,周璆走后,就把这个座位高高地挂起来,以备再来时使用。因为陈蕃字仲举,周璆字孟玉,所以当时人们称赞“陈仲举昂昂如千里骥,周孟玉浏浏如松下风”。
  西晋时期,千乘县被废,“千乘”作为地名也不复存在。但在这片土地上上演过的或荡气回肠、或诡谲莫测的故事,正是它存在的历史坐标;它的变迁史,更是中国历朝政治制度和政局更迭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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