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大利亚)雪珥
1905年3月,西藏巴塘叛乱,驻藏帮办大臣凤全一行50余人被杀,震惊中外。“巴塘事变”的背景相当复杂,既有改革者推行新政造成与当地寺庙等既得利益者的激烈冲突,更有英国在西藏加紧渗透的因素。中央政府立即下令平叛,根据四川总督锡良、成都将军绰哈布的建议,派四川提督马维琪、建昌道赵尔丰会同剿办。此时已经60岁的赵尔丰,在平叛过程中手段狠辣,血洗“七村沟”等,赢得了一个“赵屠夫”的名头。这成为日后革命党证明其一贯“与人民为敌”的证据。赵尔丰的这个名头与早年间曾国藩得到的“曾剃头”绰号也十分相似。
事变之后,崭露头角的赵尔丰留在川边督办善后,1906年,朝廷鉴于西藏局势非常严峻,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决定设立川滇边特别行政区,省级建制,赵尔丰就任首任川滇边务大臣。宦海煎熬30年后,他终于跃上了关键的副省部级(侍郎衔)台阶。但代价是巨大的,这位61岁的老人必须常年生活在高寒缺氧地带,处理棘手的边疆民族事务。
川滇边务大臣的辖区,东起打箭炉,西至达丹山,南抵云南维西、中甸,北至青海玉树。赵尔丰上任后,不顾年迈,清户口,查地亩,规定粮税,废除土司,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有效地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巩固了国防。1908年,朝廷又任命赵尔丰兼任驻藏大臣,至此,他正式位列封疆大吏。赵尔丰展现了卓越的经营边疆的才干,率领军队挫败了英国幕后操纵的西藏叛军,率军顺利进入拉萨,宣布革去十三世达赖的名号。他甚至建议朝廷“仿东三省之例,设置西三省总督”,四川总督应当移驻巴塘,在四川、拉萨各设巡抚,“藉以杜英人之觊觎,兼制达赖之外附”。
赵尔丰大力推行改土归流,改土司制为流官制,加强基层政权的控制力度,“所收边地,东西三千余里,南北四千余里,设治者三十余区,而西康建省之规模粗具”。他在西藏和川滇边实行大规模的改革,发展经济、文教,架桥铺路,建厂通邮,编练新军及巡警,成效斐然。“赵本人亦明敏廉洁,办事公正。犯法者虽近亲不稍恕,康人多信服之”。他在途中发现一户百姓家无隔夜之粮,而地方官却不知情,他就严惩了地方官。他说:“知县是知一县之事,即知人民事也。故勤政爱民者,因爱民而勤政。非勤政为一事也,爱民又为一事也。凡民有疾苦,而官不能知之,不能救之,是贼民者也。”时人尚秉和评价他“自清以来,治边者无有著功若此者”,锡良更是高度评价他“忠勤纯悫,果毅廉明,公尔忘私,血诚任事”。
在赵尔丰的努力下,川藏抵抗住了英国的强力渗透,得到了稳定。民国学者李思纯认为:“金沙江以东十九县,尚能归附,皆清季赵尔丰之余威,于民国以来诸边将无预也。”赵尔丰在瓦弄勒卡玛坝子西南角雪山峭崖上,勒石镌刻十个大字“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每个字大如八仙桌面。这十个大字,与大清政府在中朝边界上留下的“华夏金汤固,河山带砺长”一样,成为中国主权的象征。不同的是,赵尔丰刻在雪山上,而中朝边界则是一字一碑,从小白山顶开始,绵延100多公里直到图们江主流汇合处,竖立了10座巨大的界碑。二十多年后,章士钊在《将军叹》长诗中说“晚清知兵帅,岑袁最有名；岂如赵将军,川边扬英声”,认为赵尔丰的成就超过岑春煊和袁世凯。
作为一位出色而尽责的边疆干部,赵尔丰调任川督,有朝廷“酬功”的打算在内。但是,正如保路运动的领袖之一彭芬日后分析,“赵尔丰久在边藏,于国中潮流及政治,均莫知其趋向。然出膺首座,又适在王人文估计酝酿之后”,这次调迁,对赵尔丰而言,是祸不是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