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子文(1894年—1971年),广东文昌(今属海南)人。早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后去美国哈佛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继入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1923年,经二姐宋庆龄推荐,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开始了长达30余年的政治仕途,曾历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行政院院长、外交部长、中央银行总裁、中国银行总裁、广东省政府主席等职务。1945年,宋子文出席联合国大会,任中国首席代表,同年6月赴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8月签订中苏友好条约。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宋子文辞去广东各职,前往香港,后移居美国纽约。
王亚樵(1887年—1936年),又名玉鼎,字擎宇,谱名玉清,安徽合肥人。他是斧头帮的帮主,后成为铁血锄奸团团长,令很多官员对他谈虎色变。王亚樵被称为“中国暗杀王”、“民国第一杀手”,曾先后策划暗杀蒋介石、汪精卫、张学良等行动。日本侵华早期,日军最高司令官白川义则大将就丧命于他的手下。
1931年7月23日,天刚蒙蒙亮,上海火车站北站出口处,一些神秘的身影在熙攘的人群中时隐时现。铁血锄奸团团长王亚樵埋伏在车站的隐蔽处,正目光如炬地注视着过往的每一位旅客。与此同时,车站的另一处,大流氓头目常玉清也正带领着一帮杀手,怀揣着上了膛的手枪,严阵以待。
7点45分,从南京开来的55次列车缓缓驶入站台,列车停稳后,两名身着白色哔叽西服、头戴白色硬壳太阳帽的官员气度不凡地阔步迈出,其中一位便是经常见诸报端的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就在这时,突然响起“砰砰”两声枪响,霎时间,刺客从四面八方窜出,浓烟中,枪声四起,流弹横飞,一名白衣男子倒在了血泊之中。
两路刺杀同时预谋
1931年6月,反蒋派广州国民政府的中央监委萧佛成和马超俊给王亚樵带来了上级的最新指示:刺杀宋子文。
1931年7月22日,正在南京国民政府办公室的宋子文,突然接到“母亲病危”的电报,立即吩咐秘书去购买当晚前往上海的火车票,准备隔天和在上海的妻子一起奔赴青岛看望母亲。
而此时,上海虹口一带的大流氓常玉清被带到了一处秘密宅邸,一个神秘人物以两万日元和若干海洛因作为酬劳,要求常玉清去杀一个名叫重光葵的日本人。
重光葵,1887年生于日本大分县。曾先后任日本驻德、英、美大使馆官员、外务省亚洲局第一课课长、驻北京公使馆一等书记官等职。1929年出任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兼任日本驻华公使。
7月22日,重光葵正按惯例在南京的日本公使馆办公。这时,秘书敲门进来,递给他一张当晚返回上海的55次列车车票。
同一天,王亚樵接到线人密报,获知宋子文将搭乘当日夜车返回上海,他连夜布置停当。
与此同时,常玉清也接到了在上海北站刺杀重光葵的秘密指令。常玉清虽没见过重光葵,但据可靠消息,重光葵酷爱穿白色西装,要识别他还有一个方法,就是重光葵经常与宋子文同坐一列火车返沪,只要两人同行,总要在出站口互相寒暄谦让一番,而宋子文的照片经常见诸报端,大家不会陌生。于是,常玉清告诉手下,到时候,与宋子文一同出站、并且穿白色西装的男子自然就是重光葵了。
刺杀背后的历史渊源
1931年7月23日,对于宋子文来说,则是多灾多难的一天。这一天,他的母亲倪桂珍在青岛别墅去世,而上海北站又杀机四伏。同样,等待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的也是一群杀手。这看似偶然的场景背后却潜藏历史渊源。
事情要追溯到1930年,由于蒋介石的军事独裁统治,国民党内部矛盾日益尖锐,各派反蒋势力层出不穷。这时,蒋介石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这令很多国民党官员心生不满,其中包括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胡汉民。
所谓训政时期“约法”,就是为了使国民党一党专政以及蒋介石个人独裁合法化,而制定的一系列具有宪法性质的文件。
胡汉民竭力反对由国民会议制定“约法”,为此,蒋、胡二人唇枪舌剑,矛盾越积越深。蒋介石甚至将胡汉民幽禁于南京汤山,限制其行动自由。
胡汉民被软禁的消息传出,胡夫人为营救丈夫,立即找民智书局的林焕庭商量。林焕庭与胡汉民是儿女亲家,他对蒋介石也是早有成见,听到此事更是怒火满腔,连夜邀请好友密谋,并暗中疏通王亚樵,计划借刀除掉蒋介石,以解救胡汉民。
在《中国名人轶事录》一书中曾有过这样的记载:王亚樵自北伐开始,就与蒋介石闹翻了脸。他曾扬言,刺杀蒋介石是他一生追求的目标,这也正是林焕庭选择王亚樵作为刺客的重要原因。果然,王亚樵二话没说便应允下来,并暗中接受了反蒋的广州国民政府20万元巨款作为行动资金。
可是,就在1931年6月,王亚樵刺蒋失败,在他心有不甘之时,他的故交、广州国民政府中央监委萧佛成和马超俊登门造访,于是就有了密谋刺杀宋子文的那一幕。
宋子文是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也就是蒋介石的“输血机器”。杀了宋子文,就等于阻断了蒋介石的经济命脉,以达到杀鸡儆猴、逼蒋下台的目的。从成功率的角度来讲,宋子文只是一介财政部长,不是军政人员,因此,他的戒备不会像蒋介石那么森严,行刺也会比较容易得手。
于是,宋子文便无辜地成为了反蒋派遏制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的一个牺牲品。如果说,刺杀宋子文,其目的是针对蒋介石,那么,刺杀重光葵又是为了什么呢?
重光葵作为政府官员,大力推行“积极对华”的侵略政策,坚持币原外交路线,主张以经济渗透为主要方式,巩固和扩大日本在华利益,反对使用武力侵略中国,不主张策划阴谋挑起事端,因而成为日本军部推行战争计划的严重障碍。
由于重光葵与日本军部的政策相左,因而成为军部的眼中钉。于是,曾参与策划多起侵华事件的“魔法军人”田中隆吉被派往上海,就是接受了日本特务机关的指令,秘密除掉这个眼中钉。
宋子文死里逃生
7月22日晚,宋子文心情抑郁地踏上从南京开往上海的55次列车,而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也乘坐同一趟列车返回上海。
7月23日早晨,王亚樵带领手下早已埋伏在车站一隅,静候目标出现。此刻的他做梦也不会想到,同一车站的另一个隐蔽处,另一伙杀手也正张弓以待,他们就是常玉清的人马。7点45分,晚点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沪宁55次列车缓缓驶入北站。列车停稳后不久,两名气度不凡的官员从容不迫地出现在车站出站口,他们身着白色哔叽西服,头戴白色硬壳太阳帽,其中一人手提黑色公文包。此时,隐蔽在暗处的刺客们早已把枪口瞄准了他们的心门。就在这一刻,远处突然传来“砰砰”两声枪响,众人还来不及反应,王亚樵的人马就以为是行动信号,便对那名手提公文包的男子拔枪射击,顷刻间,男子中弹倒地。这时,常玉清一帮人也迫不及待地冲了出来,对着倒在血泊中的男子猛烈射击。霎时间,车站枪声四起,流弹横飞,有人扔出了烟幕弹,刺客们乃趁着烟雾纷纷逃逸。一场混战直到结束,王亚樵和常玉清都还互不知晓对方的存在。
待警方赶到车站时,现场除了几具尸体,还有两枚烟幕弹弹壳,然而,蹊跷的是弹壳上竟然画有“斧头帮”的标记,而“斧头帮”正是铁血锄奸团的前身,帮主不是别人,正是王亚樵。难道老谋深算、久经沙场的王亚樵会如此粗心,将自己的行刺证据遗落在凶案现场吗?
就在刺杀行动完成的当天晚上,满心欢喜地前去邀功领赏的常玉清,却遭到了“幕后老板”田中隆吉一顿劈头盖脸的臭骂。而与此同时,王亚樵正与手下弹冠相庆,把盏痛饮,就在这时,王亚樵的妻子拿着当天的报纸进来,带来了一个晴空霹雳的坏消息。
在1931年7月23日的《申报》上,刊载了这样一条消息,标题是:《上海北站发生枪击事件,宋子文部长死里逃生》。原来,宋子文没有死,重光葵也没有死,死的人是宋子文的机要秘书唐腴胪。
半路杀出个郑抱真
如此精心策划、胜券在握的谋刺,为何却以失败告终呢?案件远不如人们想象得那么简单,或许连田中隆吉自己也不曾明白失败的真正原因,因为他不知道,这中间还出现了一个特殊人物,他就是铁血锄奸团的另一名核心人物郑抱真。
郑抱真青年时投军,后加入王亚樵的铁血锄奸团,以办事机警见称,是该组织的核心人物之一。
为确保刺宋计划的万无一失,王亚樵派郑抱真带领一组人马先行南京,以打探宋子文的行踪。郑抱真去了南京不久,便买通了宋子文的一名手下、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的主办会计。
1931年7月22日,这个财政部主办会计密报宋子文奔赴上海的具体行程。郑抱真立刻意识到这是动手的绝佳时机,便当即通知了王亚樵。然而,其后郑抱真却得知,刺杀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的行动时间和地点竟然和王亚樵刺宋的时间地点完全一致。事情竟然巧到如此地步,令郑抱真寝食难安,多年的经验告诉他,这绝非偶然巧合,而一定是另有玄机。
果然,常玉清得了田中隆吉的指令后,命手下在烟幕弹弹壳上画上王亚樵的铁血锄奸团的前身、“斧头帮”的标记,于行刺重光葵得手后,投掷烟幕弹掩护撤退,并把弹壳丢弃在现场,作为栽赃王亚樵的罪证,如此一来,中国方面理所当然就必须承担责任了。
假如不加阻止,而是听任这两帮人各自动手,那么,无疑就中了日本特务借刀杀人、栽赃嫁祸之计,假如日本人以此为借口,向中国发动大规模的战争,那么王亚樵就要背负洗刷不清的罪名了。
郑抱真感到了问题的严重,他毅然决定,乘坐当晚与宋子文、重光葵同一列火车返沪,到达北站后自己提前下车阻止行动,并设法给重光葵以信号,破坏常玉清的刺杀计划。
然而,7月23日,列车停靠后,由于普通车厢人多拥挤,郑抱真没能及时下车。就在这时,他突然看见宋子文已经出现在人群之中,与他并肩的还有一位身穿白色西装的男子,貌似重光葵,眼看着两人就要走到出口处,进入埋伏圈了,情急之下,郑抱真只得跳出车窗,对着天空连开两枪。
这两声神秘的枪响,正是郑抱真为了阻止暗杀行动而发出的信号。但是,一切都被误解了,王亚樵误以为是自己人要求增援,便立刻拔枪相助。而常玉清一帮人则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忽然瞥见宋子文就在眼前,便马上断定,与之并肩而立的那名白衣男子,正是他们的行刺目标重光葵。于是,混在人群中的常门刺客便趁乱射击,见目标倒下,乃投出烟幕弹,撤退时当然也没忘记丢下事前画好“斧头帮”标记的那两枚弹壳。只是他们没有料到,倒地毙命的男子并非重光葵,而是宋子文的机要秘书唐腴胪。
那么重光葵又是怎么躲过了一场生死大劫呢?说来也巧,重光葵经常乘坐的55次列车,每次都是过了真如车站后由列车员把这位“贵宾”唤醒。偏巧这一天,列车鬼使神差地在苏州站出了故障,睡眼朦胧的列车员误以为真如车站已到,便叫醒了重光葵,结果,惹得这位公使大人大发脾气。抵达上海北站后,心绪烦躁的重光葵已无心等候宋子文并行,便独自一人离开了车站。
对于重光葵提前下车的原因,还有另一种说法是,重光葵已经得到密报,车站伏有刺客,所以他才一反常态,故意提前下车。
(中央电视台10套《探索·发现》栏目供本报专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