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任宇波
“汗青”上留下些什么,着实是吓唬了不少人的。
大概人生世间,死之前总想留下点什么,证明自己曾经来过,活过,精彩过,本是无可厚非,而官场中人尤甚。因为平常老百姓,大多时候,只是棋盘上的“闲子”,只有待革命闹将起来,才充当士卒,跨楚河,过汉界,至此才可能有“照汗青”的优荣。但如果有人说他,人生一世,“无所从来,亦无所去”,那我得打个恭——那是佛,不在此讨论范围之内的。
“汗青”上留下些什么?无非“立德立功立言”。此三立,自古就被人特别看重,能满足这“三立”的,皇帝一般给起个谥号,曰“文正”,司马光认为,“文正是谥之极美,无以复加”。中国几千年历史,细细数下来,有此谥号的,屈指也就那么些人,如范仲淹、曾国藩等,可见其稀罕。明武宗的时候,大学士李东阳要死了,大学士杨一清来看他,见李东阳为谥号担忧,杨一清就向他表示,死后给他“文正”的谥号。垂死的李东阳竟回光返照,硬是从床上起来,朝杨一清磕了几个响头。真是生死事大!
以中国习俗,评价一个人,也向来喜欢说“盖棺定论”,论的是什么?也无非这“立德立功立言”。为何要盖棺方论呢?一者或许是碍于活人的脸面,放不开嘴,难以公允；二者大抵一个人的是非功过,也要靠历史来检验,靠后人来评说。但其实“盖棺”也是难以定论的,这人说三分功,七分过,那人说五五开,四六分,纠缠不清。据说,左宗棠就对曾国藩死后谥“文正”很不满,要是季高泉下有知,知道自己只得个“文襄”,估计是要大敲其棺材板呢。
对历史的敬畏,对谥号的在意,无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人性中为恶的一面。这就像西方基督教徒,死后是见上帝,还是入地狱,在其心理上设置了一道为恶的防护线。
即使现今“三立”不再成为一些人的谈资,但在历史的深处,这种评价相信无法抹去。作为“三立”之首,立德最难。三五年工夫,立不起来,一辈子的工夫也未见得,如果晚节不保,那也是为山九仞,功亏一篑。现在的一些人,图生前身后名的居多,保死后之名者少。既无立德之志,更无立德之本,剩下的也就是立功或是立言了。在这两者上,大做文章的人可谓是成群结队,你追我赶,将手中所拥有的资源发挥到极致。所以,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盖广场,眼看他著书立传,无非是想求得事功而已,无非是想后人在其墓志铭上多添几个字码而已。然而如于民生无益,功劳再大,最终不过是马上匹夫,难入庙堂,著述再多,最终也不过是跳梁小丑,难登大雅之堂。仿人民大会堂,仿白宫式的建筑,我们见得少么?空无一人的广场,我们见得少么?“羊羔体”式的文字,我们见得少么?这些都是对功与言的误解,是急则治标的后果。
德、功、言,能否立起来,其实最终还要落到“人”上,而不在“物”上。德在润人,功在救人,言在育人。过去常讲,身在公门好修行,现在又何尝不是如此?把路修好,桥造好,不让那些花朵般的生命夭折,少牺牲些民众的性命,摒弃浮华的心态,舍弃追求大功大绩的势利,简简单单在民生上做点事,只此一项,即能立德；增加就业,减少失业,完善社会保障,即是立功；赢得民众的好口碑,即是立言。舍此而他求,是舍本求末。
人是过客,历史是主人,但人人又都想照汗青,都想不朽。米兰·昆德拉在《不朽》里面从范围的维度提出了观点:对不朽来说,人是不平等的。必须区别小的不朽和大的不朽。小的不朽是指一个人在认识他的人的心中留下了回忆；大的不朽是指一个人在不认识的人的心中留下了回忆。但如果从赞誉度这一维度来讲,不朽还分流芳百世和遗臭万年呢!不是吗?
(作者系本报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