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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回眸·红旗飘飘④
不惜惟我身先死
——从邓恩铭在山东期间遗存的45封书信解读这位革命先驱
- 日期：20110330
- 作者：邱绍红
- 来源：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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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恩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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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恩铭书信手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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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济南英雄山烈士陵园的邓恩铭墓 |
□ 邱绍红
2011年1月5日,是中共“一大”、“二大”、“五大”代表、济南早期共产党组织创始人之一邓恩铭烈士诞辰110周年纪念日；4月5日,是邓恩铭烈士牺牲80周年纪念日。作为党的创建人之一,其历史功绩见诸于书刊已经很多,但有关烈士的家庭生活和烈士内心的所感所想还鲜为人知。珍藏于我省各地博物馆、档案馆、纪念馆中的邓恩铭烈士的45封书信,真实地记录了烈士对家庭、对亲人、对革命同志浓浓的亲情与挚爱,以及对党、对革命事业的满腔赤诚和坚强的革命意志,字字句句饱含着真挚、炽烈、坦诚的情感,显露着追求真理、献身革命的伟大人格力量,闪耀着光彩夺目的革命风采。
家书——
拳拳孝心 浓浓亲情
现存邓恩铭的书信中,有13封是给父母、弟弟和其他亲属的家书。
1917年,邓恩铭随二叔到济南读书,至1931年英勇就义,再没回过家乡。但在繁忙的革命工作之余,在腥风血雨的险恶环境中,他始终记挂着家乡的亲人,读其家书,处处体会得到那浓浓的亲情。
邓恩铭在济南的日常生活十分拮据,1918年,其姑父从济南回家乡荔波,邓恩铭当时只有17岁,在给姑父的信中却表现出了难得的成熟:“在东困苦命运使然,幸勿为家人道,恐明合家增忧也。山东情形及家叔经过情形,明到东办入学情形,望姑丈择佳者道之。”为不使家人担心,不给家里增添困难,他选择了自己默默承受。
走上革命道路后,邓恩铭既是一位伟大的革命者,又是一位好儿子、好兄长。在其家书中,能看到他对家人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爱护。“植树节快到了,朱大人后头我们家的祖坟边,一定要多栽柏枝树,中间杂一两株樟树,景致更加好看,千万不用(要)再误了。北门城外同西龙坛也应该栽一点来点辍点辍。今年三菊、小印的书籍,等男回济南一定寄来。春天气候不一,总乞千万珍重玉体为要!”“母亲身体总要好好保养,多吃点有养料的东西,鸡蛋、牛乳、牛肉,千万不可乱吃药,吃错了就坏事,务必注意。”
邓恩铭投身革命活动,是违背其家庭意愿的。家人原期望他读书做官,光宗耀祖,邓恩铭对此却非常反感。1924年5月8日,他在给父亲的信中说道:“儿生性与人不同,最憎恶的是名与利,故有负双亲之期望,但所志既如此,亦无可如何。”邓恩铭视名利如粪土,而“所志”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在家人的多次规劝下,邓恩铭仍然继续其革命斗争。因此,二叔中止了对他的经济援助,父亲也连续来信催逼他回家完婚,想以此来拖住他,不让他在革命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可这一切都丝毫没能动摇邓恩铭继续革命的坚定决心。他在信中说自己因党的“职务缠身”不能回家完婚,明确表示:“儿主张既定,决不更改。”道出了他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坚定信念,充分显示了他在革命的道路上百折不回、义无反顾的崇高革命精神。
1925年9月,邓恩铭收到弟弟寄来的信,说家乡遭受旱灾,米价飞涨,希望他能寄钱回家,帮助度过灾荒。邓恩铭在回信中写道:“我从济南回到青州,就知道家乡米贵。但是我没有分文汇回去,使老少少受点穷苦,实在是罪过!但是,弟弟们,你们要原谅我,因为我赋性刚直,脾气不好,在这样的时代,实无我插身的地,兼之我又不会巴结,所以在外飘泊两年,只能谋个人的温饱,无力顾家,这实在是不得已的事情,不是我目无家庭也。”愧疚之情,溢于言表。其时邓恩铭担任山东地委书记,如果他想,拿出一点钱来寄回家里并不难。可他连想都没有想过,体现出了一名共产党人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风范。
工作信函——
忠诚而刚毅的革命战士
在邓恩铭遗留下来的书信中,有32封是同中央工作联系、请示汇报的信函。从这些信函中可以看到,不管多么困难复杂的任务,也不管多么艰苦险恶的环境,邓恩铭始终忠于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对革命工作夜以继日,兢兢业业,勇往直前。
1923年,邓恩铭前往青岛开展工作。那时的青岛,党的工作刚刚开展,邓恩铭孤身奋战的局面持续了很长时间。他在1923年10月19日给时任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刘仁静的信中写道:“实好似穷困之孤军奋斗。”直到1924年3月,青岛“依然是我一人在各方面跑……”邓恩铭是青岛党的事业开拓者。
比孤军奋斗更严酷的是斗争环境的险恶。
首先是经费问题。当时,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两年多,还是个只有几百人的小党,经费非常紧张。刚到青岛,一无组织,二无同志的邓恩铭更是如此。“我经济极窘,款速汇来。”这是1923年10月18日邓恩铭写给邓中夏的信中提出的要求。当时,邓恩铭在《胶澳日报》担任副刊编辑,但“我在胶报仅有饭吃,一切用费均须自筹”。现在所能见到的邓恩铭在青岛工作期间给中央的31封信中,提到经济问题的有18封,明确提出要求增加经费、速寄经费的就有12封,由此可以想见当时他在经费方面的窘况。为解决经济方面的困难,邓恩铭在争取中央增加经费的同时,自己也千方百计筹措资金。在同中央的书信往来中,他多次同中央商讨开办书店和学校的事宜。因为开办书店和学校,既能解决部分经费,又能扩大革命影响,壮大革命力量,取得一举两得的效果。
比经济问题更困难的是政治条件的险恶。
青岛向为山东咽喉之地,早在19世纪中叶就成为西方列强觊觎的目标,1897年后先后被德、日帝国主义强占。邓恩铭到青岛时,形式上日本已交还青岛,但一切实权仍操于日本帝国主义之手。邓恩铭在给中央汇报青岛形势的报告中曾写道:“‘双十节’此间不但特别戒严,并请有英舰二只、潜艇五只,海陆示威……”帝国主义同军阀的勾结由此可见一斑。在这里建立党、团组织,开展工人运动,不但会遭到封建军阀的镇压,还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干涉。
此外,由于德、日帝国主义侵占青岛期间大肆进行奴化教育,部分青岛人的政治、民族意识较淡薄,增加了邓恩铭开展工作的难度。青岛“商人情形坏极,抵抗产销税青岛即除外。”“青地学校太少,且均受过奴隶教育……”“故欲号召群众运动,实属困难已极。”青岛的舆论界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的高压统治下也是噤若寒蝉,“最可恨青埠没有一家报馆敢说硬话,传单他们当然不给转载了。”当时国共合作已经开始,但在青岛“民不与我合作,凡事把我们除外”。
尽管困难重重,邓恩铭不但毫不畏惧,而且还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满怀信心地面对挑战。1924年3月18日,他在给刘仁静的信中写道:“青岛好像一片干净的腴土,随地可以种植,故我到此后即作种(植)计划。”他敏锐地观察到在青岛开展革命工作的种种有利因素。1923年10月4日,他在给中央某领导人的信中写道:“四方极有希望”,这是他在考察了四方一带大批工厂后得出的结论。他认为那里的工人受压迫深,觉悟高。后来震动全国的四方铁路工人和纺织工人大罢工的胜利,充分证明了邓恩铭的远见卓识。
在邓恩铭的辛勤开拓下,青岛这片“腴土”很快结出了累累硕果。1923年8月,中共青岛组成立,这是青岛第一届党组织。很快,“路厂和港都已有组织,而纱、电、水正着手组织也。”“情形好极,异常乐观!”1923年11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青岛支部成立；1924年7月,青岛党组织改称为中共青岛独立组；1925年2月,又改称为中共青岛支部。青岛市党团组织的建立,为青岛工人运动的发展创造了条件,青岛的革命斗争从此掀开了辉煌的一页。
邓恩铭在青岛发展党、团组织,开展工作的同时,还积极利用青岛的党、团员回原籍探亲等机会,到各地物色积极分子,传播革命火种。“我做事向来是尽力而为,凡没有和宗兄及济地发生关系的,只要欢迎我的帮助,我是不客气的。”他多次亲赴淄博、青州、寿光等地,发展党、团员,建立革命组织。
1925年2月,邓恩铭领导的胶济铁路和四方机厂工人罢工取得胜利,公开成立了胶济铁路总工会。胶济铁路和四方机厂工人罢工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青岛工人阶级,各行各业的工人普遍觉醒,纷纷筹建自己的团体,以争取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1925年4月1日,邓恩铭在给邓中夏的信中自信地写道:“‘世界是工人的’,现在我们缩小些说,青岛是工人的……此计划两个月内有实现之可能。”青岛人民的觉醒,引起了胶澳当局和帝国主义的恐惧。1925年5月29日,日商纱厂厂主勾结胶澳当局残酷镇压了日商纱厂工人罢工,制造了震惊全国的“青岛惨案”。惨案发生后,邓恩铭夜以继日地奔波于青岛各区各界,领导青岛人民掀起了长达两个月的反帝爱国斗争的新高潮。
1927年11月,邓恩铭担任山东省委书记。根据中央指示,他全力组织农民暴动。对农民自发起来的暴动,积极参加并进行指导。他在给中央汇报工作的信中写道,各地农民暴动“发动以后,我们都派人去参加,一般农民都很接受我们的主张,我们的指挥”。他还特别注意宣传工作,把农民引向政治斗争的轨道,在暴动中提出政权及解决土地问题的主张,使农民逐渐接受并认识共产党。
不惜惟我身先死
后继频频慰九泉
1928年12月,邓恩铭因叛徒出卖被捕。在狱中,他受尽了酷刑的摧残和折磨,他的痼疾也在此时复发,但他咬住牙关,在狱中领导了两次绝食斗争和两次越狱斗争,使部分狱友得以逃脱。1930年,其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的身份被国民党当局识破,邓恩铭自知余日不多,在最后一封书信中留下一首绝命诗:“卅一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不惜惟我身先死,后继频频慰九泉。”邓恩铭相信,自己的牺牲将会唤起更多的人投身革命事业,革命必将胜利。这首诗既是烈士的嘱托,更是烈士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遗产。
1931年4月5日清晨,国民党地方当局在济南纬八路刑场将邓恩铭等22名共产党人杀害,这位年仅30岁的水族青年,把年轻的生命献给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但是,他参与创建的中国共产党却由小到大,由弱到强,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
历史的年轮已前进到二十一世纪,体现着烈士云水襟怀、松柏气节的书信,对于激励全国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少年,仍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2011年1月5日,是中共“一大”、“二大”、“五大”代表、济南早期共产党组织创始人之一邓恩铭烈士诞辰110周年纪念日；4月5日,是邓恩铭烈士牺牲80周年纪念日。作为党的创建人之一,其历史功绩见诸于书刊已经很多,但有关烈士的家庭生活和烈士内心的所感所想还鲜为人知。珍藏于我省各地博物馆、档案馆、纪念馆中的邓恩铭烈士的45封书信,真实地记录了烈士对家庭、对亲人、对革命同志浓浓的亲情与挚爱,以及对党、对革命事业的满腔赤诚和坚强的革命意志,字字句句饱含着真挚、炽烈、坦诚的情感,显露着追求真理、献身革命的伟大人格力量,闪耀着光彩夺目的革命风采。
家书——
拳拳孝心 浓浓亲情
现存邓恩铭的书信中,有13封是给父母、弟弟和其他亲属的家书。
1917年,邓恩铭随二叔到济南读书,至1931年英勇就义,再没回过家乡。但在繁忙的革命工作之余,在腥风血雨的险恶环境中,他始终记挂着家乡的亲人,读其家书,处处体会得到那浓浓的亲情。
邓恩铭在济南的日常生活十分拮据,1918年,其姑父从济南回家乡荔波,邓恩铭当时只有17岁,在给姑父的信中却表现出了难得的成熟:“在东困苦命运使然,幸勿为家人道,恐明合家增忧也。山东情形及家叔经过情形,明到东办入学情形,望姑丈择佳者道之。”为不使家人担心,不给家里增添困难,他选择了自己默默承受。
走上革命道路后,邓恩铭既是一位伟大的革命者,又是一位好儿子、好兄长。在其家书中,能看到他对家人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爱护。“植树节快到了,朱大人后头我们家的祖坟边,一定要多栽柏枝树,中间杂一两株樟树,景致更加好看,千万不用(要)再误了。北门城外同西龙坛也应该栽一点来点辍点辍。今年三菊、小印的书籍,等男回济南一定寄来。春天气候不一,总乞千万珍重玉体为要!”“母亲身体总要好好保养,多吃点有养料的东西,鸡蛋、牛乳、牛肉,千万不可乱吃药,吃错了就坏事,务必注意。”
邓恩铭投身革命活动,是违背其家庭意愿的。家人原期望他读书做官,光宗耀祖,邓恩铭对此却非常反感。1924年5月8日,他在给父亲的信中说道:“儿生性与人不同,最憎恶的是名与利,故有负双亲之期望,但所志既如此,亦无可如何。”邓恩铭视名利如粪土,而“所志”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在家人的多次规劝下,邓恩铭仍然继续其革命斗争。因此,二叔中止了对他的经济援助,父亲也连续来信催逼他回家完婚,想以此来拖住他,不让他在革命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可这一切都丝毫没能动摇邓恩铭继续革命的坚定决心。他在信中说自己因党的“职务缠身”不能回家完婚,明确表示:“儿主张既定,决不更改。”道出了他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坚定信念,充分显示了他在革命的道路上百折不回、义无反顾的崇高革命精神。
1925年9月,邓恩铭收到弟弟寄来的信,说家乡遭受旱灾,米价飞涨,希望他能寄钱回家,帮助度过灾荒。邓恩铭在回信中写道:“我从济南回到青州,就知道家乡米贵。但是我没有分文汇回去,使老少少受点穷苦,实在是罪过!但是,弟弟们,你们要原谅我,因为我赋性刚直,脾气不好,在这样的时代,实无我插身的地,兼之我又不会巴结,所以在外飘泊两年,只能谋个人的温饱,无力顾家,这实在是不得已的事情,不是我目无家庭也。”愧疚之情,溢于言表。其时邓恩铭担任山东地委书记,如果他想,拿出一点钱来寄回家里并不难。可他连想都没有想过,体现出了一名共产党人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风范。
工作信函——
忠诚而刚毅的革命战士
在邓恩铭遗留下来的书信中,有32封是同中央工作联系、请示汇报的信函。从这些信函中可以看到,不管多么困难复杂的任务,也不管多么艰苦险恶的环境,邓恩铭始终忠于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对革命工作夜以继日,兢兢业业,勇往直前。
1923年,邓恩铭前往青岛开展工作。那时的青岛,党的工作刚刚开展,邓恩铭孤身奋战的局面持续了很长时间。他在1923年10月19日给时任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刘仁静的信中写道:“实好似穷困之孤军奋斗。”直到1924年3月,青岛“依然是我一人在各方面跑……”邓恩铭是青岛党的事业开拓者。
比孤军奋斗更严酷的是斗争环境的险恶。
首先是经费问题。当时,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两年多,还是个只有几百人的小党,经费非常紧张。刚到青岛,一无组织,二无同志的邓恩铭更是如此。“我经济极窘,款速汇来。”这是1923年10月18日邓恩铭写给邓中夏的信中提出的要求。当时,邓恩铭在《胶澳日报》担任副刊编辑,但“我在胶报仅有饭吃,一切用费均须自筹”。现在所能见到的邓恩铭在青岛工作期间给中央的31封信中,提到经济问题的有18封,明确提出要求增加经费、速寄经费的就有12封,由此可以想见当时他在经费方面的窘况。为解决经济方面的困难,邓恩铭在争取中央增加经费的同时,自己也千方百计筹措资金。在同中央的书信往来中,他多次同中央商讨开办书店和学校的事宜。因为开办书店和学校,既能解决部分经费,又能扩大革命影响,壮大革命力量,取得一举两得的效果。
比经济问题更困难的是政治条件的险恶。
青岛向为山东咽喉之地,早在19世纪中叶就成为西方列强觊觎的目标,1897年后先后被德、日帝国主义强占。邓恩铭到青岛时,形式上日本已交还青岛,但一切实权仍操于日本帝国主义之手。邓恩铭在给中央汇报青岛形势的报告中曾写道:“‘双十节’此间不但特别戒严,并请有英舰二只、潜艇五只,海陆示威……”帝国主义同军阀的勾结由此可见一斑。在这里建立党、团组织,开展工人运动,不但会遭到封建军阀的镇压,还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干涉。
此外,由于德、日帝国主义侵占青岛期间大肆进行奴化教育,部分青岛人的政治、民族意识较淡薄,增加了邓恩铭开展工作的难度。青岛“商人情形坏极,抵抗产销税青岛即除外。”“青地学校太少,且均受过奴隶教育……”“故欲号召群众运动,实属困难已极。”青岛的舆论界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的高压统治下也是噤若寒蝉,“最可恨青埠没有一家报馆敢说硬话,传单他们当然不给转载了。”当时国共合作已经开始,但在青岛“民不与我合作,凡事把我们除外”。
尽管困难重重,邓恩铭不但毫不畏惧,而且还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满怀信心地面对挑战。1924年3月18日,他在给刘仁静的信中写道:“青岛好像一片干净的腴土,随地可以种植,故我到此后即作种(植)计划。”他敏锐地观察到在青岛开展革命工作的种种有利因素。1923年10月4日,他在给中央某领导人的信中写道:“四方极有希望”,这是他在考察了四方一带大批工厂后得出的结论。他认为那里的工人受压迫深,觉悟高。后来震动全国的四方铁路工人和纺织工人大罢工的胜利,充分证明了邓恩铭的远见卓识。
在邓恩铭的辛勤开拓下,青岛这片“腴土”很快结出了累累硕果。1923年8月,中共青岛组成立,这是青岛第一届党组织。很快,“路厂和港都已有组织,而纱、电、水正着手组织也。”“情形好极,异常乐观!”1923年11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青岛支部成立；1924年7月,青岛党组织改称为中共青岛独立组；1925年2月,又改称为中共青岛支部。青岛市党团组织的建立,为青岛工人运动的发展创造了条件,青岛的革命斗争从此掀开了辉煌的一页。
邓恩铭在青岛发展党、团组织,开展工作的同时,还积极利用青岛的党、团员回原籍探亲等机会,到各地物色积极分子,传播革命火种。“我做事向来是尽力而为,凡没有和宗兄及济地发生关系的,只要欢迎我的帮助,我是不客气的。”他多次亲赴淄博、青州、寿光等地,发展党、团员,建立革命组织。
1925年2月,邓恩铭领导的胶济铁路和四方机厂工人罢工取得胜利,公开成立了胶济铁路总工会。胶济铁路和四方机厂工人罢工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青岛工人阶级,各行各业的工人普遍觉醒,纷纷筹建自己的团体,以争取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1925年4月1日,邓恩铭在给邓中夏的信中自信地写道:“‘世界是工人的’,现在我们缩小些说,青岛是工人的……此计划两个月内有实现之可能。”青岛人民的觉醒,引起了胶澳当局和帝国主义的恐惧。1925年5月29日,日商纱厂厂主勾结胶澳当局残酷镇压了日商纱厂工人罢工,制造了震惊全国的“青岛惨案”。惨案发生后,邓恩铭夜以继日地奔波于青岛各区各界,领导青岛人民掀起了长达两个月的反帝爱国斗争的新高潮。
1927年11月,邓恩铭担任山东省委书记。根据中央指示,他全力组织农民暴动。对农民自发起来的暴动,积极参加并进行指导。他在给中央汇报工作的信中写道,各地农民暴动“发动以后,我们都派人去参加,一般农民都很接受我们的主张,我们的指挥”。他还特别注意宣传工作,把农民引向政治斗争的轨道,在暴动中提出政权及解决土地问题的主张,使农民逐渐接受并认识共产党。
不惜惟我身先死
后继频频慰九泉
1928年12月,邓恩铭因叛徒出卖被捕。在狱中,他受尽了酷刑的摧残和折磨,他的痼疾也在此时复发,但他咬住牙关,在狱中领导了两次绝食斗争和两次越狱斗争,使部分狱友得以逃脱。1930年,其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的身份被国民党当局识破,邓恩铭自知余日不多,在最后一封书信中留下一首绝命诗:“卅一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不惜惟我身先死,后继频频慰九泉。”邓恩铭相信,自己的牺牲将会唤起更多的人投身革命事业,革命必将胜利。这首诗既是烈士的嘱托,更是烈士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遗产。
1931年4月5日清晨,国民党地方当局在济南纬八路刑场将邓恩铭等22名共产党人杀害,这位年仅30岁的水族青年,把年轻的生命献给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但是,他参与创建的中国共产党却由小到大,由弱到强,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
历史的年轮已前进到二十一世纪,体现着烈士云水襟怀、松柏气节的书信,对于激励全国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少年,仍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